重点省市的城市定位与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证实(沙文兵，2012)，因而要考察FDI或ODI对企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显然不能忽视区域因素。本部分选择服务业双向投资占比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的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省市进行重点检验，以识别出双向投资对企业创新竞争力影响的地区差异。表5显示了基于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省市的分位数回归结果，通过对比三个省市，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1)北京地区FDI对企业创新竞争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相对于北京，双向投资对上海市处在中低分位点的服务业企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更大，对处在高分位点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3)在所有分位点处，广东省服务业企业通过双向投资获取的创新竞争力提升均大于北京和上海。

表5　基于重点省市的分位数回归

续表

注：限于篇幅表中并未报告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其余同表2。(www.xing528.com)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主要源于地区间服务业生产效率及开放程度差异。由于各地区城市定位不同，如北京作为首都，被重点打造成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上海则着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城市定位差异导致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政策资源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各地区经济发展腹地、产业配套设施、细分服务业均衡发展条件各异，进一步加剧各省市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差异。当FDI和ODI溢出大量新知识技能时，各省市因为自身条件的差异，对新知识的转移、消化和吸收也会产生效率上的差别，最终导致各省市服务业创新竞争力提升速度不一致。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按2000年不变价格，上海201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5.84万元/人，为北京(4.83万元/人)的1.2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优于北京。从增长速度看，上海也大幅领先于北京，2000—2010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比上海高出4.1个百分点(李彦军，2014)。通过计算北京和上海两地服务业的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孙元欣等(2013)指出虽然上海和北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海服务业的效率在北京之上。

从产业效率的差异看，广东和上海作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地带，在与其周边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分工的过程中，逐步建成了完善的产业体系和配套设施，尤其是大量金融机构和外贸企业的汇集也有力地支撑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与上海和广东相比，虽然北京正逐步成为区域现代制造业的研发、营销中心和总部所在地，但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经济腹地狭小，区域支撑不足，缺乏有效的生产配套。因此，服务业的经济效率难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研发与生产也不能有效地互动。进一步从服务业开放程度看，灵活的开放政策也使上海和广东具有较为宽松的金融和贸易环境，特别是上海和广东自贸区的设立为投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服务业双向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