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DI对投资国的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影响的文献最早源于Kogut和Chang(1991)的研究，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于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的后续讨论。部分学者运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例如，Branstetter(2000)利用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数据、Maria等(2005)利用意大利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均发现各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并对母公司的生产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Tang和Altshuler(2015)基于美国标准普尔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内供应商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效应依赖于企业出口状况、企业规模和吸收能力。来自中国的经验同样如此。赵伟等(2006)、蔡冬青和周经(2012)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ODI同样具有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陈岩(2011)利用中国2003—2008年省级层面对外投资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Gwanghoon Lee(2006)基于16个OECD国家的经验研究却发现，ODI并不是有效的技术溢出渠道。李梅(2010)利用1985—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数据，也发现由于技术获取型对外投资比例偏小、技术吸收能力偏弱、传导机制复杂和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原因，ODI对我国技术进步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由此可见，学术界对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除上述争论外，我们也注意到，大量研究将关注的重心集中在制造业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上，而研究服务业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很少关注服务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本课题对服务业ODI影响其创新竞争力的考察显得极为重要，当然上述集中于制造业的技术逆向溢出文献对研究服务业领域的ODI创新效应提供了深刻洞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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