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位数回归：对分布影响的稳健方法

考虑到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与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基于均值回归的OLS方法必然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而剔除极端值样本则会损失很多有用信息。因此，我们同时报告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见表3的(6)—(8)列，分别是1/4分位点、中位值、3/4分位点的估计结果。由于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较OLS方法而言在极端值存在下更为稳健。

我们重点关注契约环境在不同分位点处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可以看到，分位数回归系数先降后升(3.33—0.64—4.24)，并且在中位值处统计显著性有所降低，这表明，契约环境对服务业集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条件分布的两端影响强于中间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分位数回归系数告诉我们的是对分布的影响，而非对个体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那些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或较高的地区中，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善契约环境，那么将显著地促进其自身集聚水平的提升，而这一作用在集聚水平居中的地区有所减弱。可见不同服务业集聚的程度下，契约环境带来的“制度红利”的释放存在着差异。(www.xing528.com)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但必须正视的是，契约环境的改善明显滞后于产业集聚的进程，特别是服务业集聚的进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备，依赖于集聚经济的服务业迅速在城市发展起来，但相比而言，包含契约因素在内的制度水平却没有得到同等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生活重要方面的管制依旧没有放松，无论是执行还是监管，更多依靠的是行政手段，与契约制度的内在要求相背离；另一方面，集聚经济带来的商业文化远远不足以改变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以及弥补社会诚信的缺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契约制度的完善严重滞后于服务业产业集聚的程度。从理论上讲，契约环境通过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引导”了服务业的资源配置，进而作用于服务业集聚。而事实上的滞后使得契约带来的“制度红利”在不同服务业集聚水平下释放程度亦不同，在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级市，金融、劳动力市场、竞争秩序等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没有完全释放，契约环境的稍许改善便可以带来巨大作用；在集聚水平高的地级市，相对而言契约制度较为完善，契约环境不再滞后于集聚，而是会引导集聚；故而，契约环境对服务业集聚条件分布两端的影响强于中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