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在不同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投资动机，决定了其不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差异。

当跨国公司进入某一国际市场，尤其是所处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母国市场时，企业拥有明确的战略动机，而这种动机是企业全球化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的战略动机直接体现为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战略资产和寻求效率；不同的战略动机会带来不同的进入模式的选择倾向。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是进行进入模式决策的基础和前提，中国企业根据自身的投资动机来选择进入模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是影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

1）市场获取投资动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以市场获取为目的对外投资涉及企业的横向扩张，通常指企业为了维护海外市场或者开拓新的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市场获取投资战略最常见的表现是在出口市场所在地区域开展投资，具体投资形式包括设立办事处、分公司或子公司，负责收集海外市场信息，开拓国际市场。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倘若企业拥有技术与市场能力优势，那么企业容易做出进攻型市场寻求动机的对外投资决策（吴晓波等，2010）。中国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注重效率和战略资产的寻求，中西部企业则注重资源和市场的寻求（张建刚，2011）。

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目的是实现海外市场扩张，达成市场全球化的战略目标。因此，寻求和开拓新市场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动因。通过间接出口或者设立海外营销机构的直接出口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虽然海外市场进入成本较低，但会使得海外资产的积累变得相对缓慢。海外资产的缺乏必然会制约这类进入模式的经营体系在全球化市场中的深入发展。随着市场获取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从在国外设立办事处，逐渐向设立进出口公司、设立工厂、建立海外分公司乃至并购当地企业转变，持续增加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资源投入和资源获取。中国的后发企业可以凭借局部的竞争优势成功地开展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市场驱动的国际化意味着东道国市场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随着国际环境中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多，贸易壁垒使中国企业难以单纯靠低控制型进入模式占领国际市场。因此，企业会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比如在东道国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以避开贸易限制并有效获取市场机会（吴冰、阎海峰、叶明珠，2016）。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首先是为了获取国外市场信息，而长期目标则是为了企业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而发生变化。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的投资目的包括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靠近出口市场及扩张国际市场等。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获取市场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获取市场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2）资源获取投资动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战略资产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反映了企业试图通过获取新的资产增加优势的意愿（Dunning，1998）。拥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企业一般不会与所在国一方创建合资企业。资源获取战略的目的是寻求区域特定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战略资产等资源（丁婉玲，2011）。现代企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所需资源才能培养和维持其竞争优势，中国企业作为“后来者”，更加迫切需要更多的资源以弥补自身不足。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往往是技术、管理诀窍、营销知识和品牌等战略资产（陈涛、邓平、金炜东，2007）。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后来者，要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拥有战略资产。根据“跳板”观点，中国企业为获取战略资产来弥补竞争劣势，会选择更为激进的进入模式（吴冰、阎海峰、叶明珠，2016）。对于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来说，中国对发达国家地区投资的公司主要目的是获取先进的技术或者销售网络，扩大品牌影响力。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国际经验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富有经验的企业通常更倾向于通过全资子公司进入国外市场。为了获得海外市场上的大量战略性资源，跨国公司通常釆用并购进入的方式，来获得目标企业所持有或有能力持有的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战略资产多寡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这些内容涉及企业的资金资本实力、技术研发水平、跨国管理能力，等等。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最容易创造更大的价值，获得较高的风险报酬。企业实力越强，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时的抗风险能力越强，可作出的资源承诺也更高。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获取资源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获取资源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3）全球升级投资动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升级是企业转向更具有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升级实现了由简单组装向高利润制造业务的转型，完成了由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孙理军，2012）。企业升级的实质就是企业能力的提升（唐春晖、曾龙风，2014）。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经历了由竞争优势导向、市场进入导向向能力发展导向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是以系统内部协调机制的加强与学习机制的建立为标志的（刘冀生、胡光宇，1999）。企业能力必须通过企业内部积累来获取，这一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唐春晖、曾龙风，2014）。企业所处的环境动态复杂，必须通过持续的组织学习来维持知识与能力的独特性，通过学习创新知识来保持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性，提升企业相对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可持续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市场可理解为知识转移和创造的过程，即企业将现有知识（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复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并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当一个跨国公司比其他同类企业更能有效地理解并实施上述过程时，这就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魏明，2011）。

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如海尔、联想、华为等，纷纷在国外知识和技术密集地区设立研发机构，将其作为跟踪世界研发的窗口和学习新知识、引进新技术的前沿阵地，以此建设全球学习网络和提炼国际核心能力（谢泗薪、李荣，2009）。发展中国家正逐渐以对外投资国的身份出现，从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和技术，向主动对知识密集度更高的研发活动进行海外投资转变。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积极地嵌入全球制造网络中，从全球价值链的边缘环节向核心环节攀升，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区域进行战略布点和建设网络组织，需要建立起一个由母公司与各个海外企业组成的以内部网络为骨架、与各个海外节点所在的当地网络相联系的全球学习网络体系（谢泗薪、李荣，2009）。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的子公司，学习与创新是其特定优势形成的基础，而将子公司特定优势整合起来形成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优势，则需要跨国公司形成一种能够整合子公司学习创新的知识流动网络（魏明，2011）。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升级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3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升级的投资动机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1）企业产品制造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制造能力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的重要的武器；“制造能力”是“在成本、质量以及时间等制造绩效维度上的优势”（Skinner，1974）。规模化制造能力强的企业在产品产量柔性、产品品种柔性、快速交货、适应市场变化等方面相对较弱；而客户定制化制造能力较强的企业，则在劳动生产效率、单位制造成本、间接制造成本等方面相对处于劣势（李江帆，2007）。制造能力从产品的制造过程上分为开发、设计、生产、交货等能力，从性质上它又体现为质量性能、成本程度、控制力、制造协调性、敏捷性、柔性、创新力、交货速度与质量等，这些能力是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有效资源（郭海凤等，2008）。现代制造业企业正努力将规模化制造能力与客户化制造能力相结合，既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又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即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获得在成本、质量、交付、柔性以及创新维度上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以上几个维度上制造能力的提升是制造战略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田也壮等，2014）。

全球生产网络中丰富的制造资源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建立起业务联系（唐春晖，曾龙风，2014）。在国际化模式选择方面，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应根据企业自身实力和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选择正确的目标市场和市场进入模式，即在国际化的第一步，根据对目标市场的各类评估，识别市场机会与风险，并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而适时调整战略决策。制造能力被认为是企业在制造过程中构建出来、具有组织特性、不易被竞争对手掌握并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绩效的价值性资源和能力，是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如果投资企业比东道国企业拥有更强的制造能力，那么投资企业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获得比东道国企业更多的投资回报（Hymer，1976）。拥有较强制造能力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将自身在生产工艺流程上的优势与东道国廉价原材料优势或者廉价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以更低的交付成本为东道国市场或者其他海外市场提供产品。拥有较强制造能力的企业会形成较强的寻求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Makinoetal，2002）中国企业在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是促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内部因素（吴晓波、丁婉玲、高钰，2010）。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产品制造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4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产品制造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2）企业国际营销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营销能力通过企业在创造和传递顾客价值的跨功能流程的反应速度和效率来体现（贺华丽，2013）。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与东道国网络成员形成的特定联结关系很重要，当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可利用这些网络关系提升全球化的营销能力（罗珉、刘永俊，2009）。网络关系是网络学习的环境或平台，各种类型的信息、知识在此平台上得到共享，通过组织间的相互学习，企业可跨越彼此边界获取各种显性和隐形资源，提升企业营销能力。关系资源会积极地促进营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与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政府的良好关系能够带来必要的信息、技术、经验或政策支持，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吴晓云、张峰，2014）。跨国公司一旦获取并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就可采取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董珊珊，2011）。

中国企业应培育和发展国际营销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应做好全球营销知识的分享与转移，以之作为建立营销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技能、生产技巧和营销技巧等资源越多，企业可选择的进入模式也越多。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全球营销网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全球营销网络的细分，二是推动全球营销网络的国际化。一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也是一个网络节点增多的过程，其结果是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战略选择，从而形成更加细化的全球营销网络；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其营销渠道会延伸到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或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营销网络的国际化。全球营销网络的建立，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扩展市场空间，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并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构建全球营销网络来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已经成为不少地区的策略。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设立海外销售办事处、连锁店和贸易公司等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全球营销网络。例如，万向集团以并购、参股等方式打开欧洲和北美多个国家市场，并建立了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营销网络（马述忠、刘梦恒，2017）。(www.xing528.com)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国际营销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5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国际营销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3）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组织能力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有目的地搜寻、整合、利用、创造公司内外资源和知识，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谢春芳、广佳，2012）。整合能力是指并购后对新公司进行企业文化、人力资源、技术等方面进行重新整合的能力。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为主要风险来源之一。文化差异主要有民族文化差异和企业文化差异（孟凡臣等，2016）。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化经营所需关键资源进行识别和获取、系统整合、重新配置；能否通过获取新的资源或重置原有资源，及时改变企业的资源基础，是企业能否成功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关键（盛斌、杨丽丽，2014）。并购活动之后，企业对互补性资产的整合能力也是影响其效用发挥的因素。外部的互补性资产并不是并购完成后就能够直接加速企业成长，而是需要与企业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协同效用。并购后的企业资源整合主要分为专利、品牌、人力资源以及销售渠道的整合（王雷、叶圣楠，2016）。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持续调整组织资源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并通过战略性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价值链重构能力让企业能不断拓展国际经营空间，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形成差异化且相互协调的价值活动，从而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跨国公司的整合能力是指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内外部组织技能、资源的能力（谢春芳、广佳，2012）。跨国并购的动机是针对在国际环境内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最大化积累和对东道国环境的最佳适应，进而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并购方通过利用自身的核心能力优势去吸纳和整合另一家企业的能力来实现自身核心能力的积累，并避免因自行培育新的核心能力所耗费的大额成本（谢泗薪等，2004）。企业能力是在利用基础资源与战略性资产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性资产可提升企业对基础资源的利用能力（唐春晖、曾龙风，2014）。具备出色管理知识的企业会选择一个更完整的进入模式；如果企业缺乏管理知识，企业就可能会依靠当地员工来进行业务操作（何帅，2017）。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包括在企业内部网络中对知识整合创新转移，还包括对全球知识节点网络中各区位的特定的知识进行监测识别、学习获取、整合创新、转移利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初级阶段，主要通过参与和适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来开展国际化经营，从事标准化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随着企业的发展，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和营销网络，通过获取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对国际市场的深度开发来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盛斌、杨丽丽，2014）。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资源整合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6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资源整合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4）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技术能力是指企业控制与技术相关的成本，并通过推行技术来影响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能力，依赖于企业人力、技术和相关资源的状态（吴晓云、张欣妍，2015）。技术集成必然需要从企业外部获取技术，更新和植入新领域的知识，如何在技术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以及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迅速有效地获取适当的技术资源，依赖于企业的技术监测能力（郭亮等，2012）。研发作为一项为增加知识总量和探索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性创造工作，已成为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培养核心能力、创建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开始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在全球配置研发资源和进行全球研发布局，并将之视为获取技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

中国研发实力强大的企业一般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员，在海外研发中更能敏锐捕捉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机会，与国外研发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合作也将更为顺畅和高效；研发能力强的企业在寻找国际研发合作伙伴时将更具优势。企业在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营销网络的同时，需要进行创新活动，包括与东道国企业展开技术合作、设立研发机构等。这些创新活动的实行，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及资源共享，形成全球创新网络（马述忠、刘梦恒，2017）。通过技术独占性达到市场独占目的的中国企业，为了更有效发挥其特有的资源优势，避免并购带来的高技术转让成本劣势，一般也采用新建的方式（董珊珊，2011）。跨国公司通过其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学习各个国家市场的专有知识，也能通过战略联盟学习到价值链上其他企业的知识；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共同组建研发中心或者成为其全球级供应商等方式来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与交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7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5）企业全球运营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跨国制造业企业不再仅仅拘泥于对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方式来构建其国际生产网络，还可以通过契约外包生产等非股权安排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一起构建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徐娜、齐欣，2016）。企业在以往的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中，主要是通过股权方式在海外创建分支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由母公司掌控的国际生产网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其全球价值链将其部分的国际生产活动外部化（马述忠、刘梦恒，2017）。

跨国服务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轨迹，其基本的规律应当是全球化战略由集中标准化战略向分散标准化战略、集中本土化战略演进，再向全球本土化战略演进（吴晓云、张欣妍，2015）。

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维护跨国公司组织整体的统一性，能保障既有优势在组织内的有效扩张与使用；它使子公司能够在统一战略意图和经营价值观的指引下，嵌入当地经营环境中去，通过学习和积累，创造出各种专有优势，为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全球获取和更新服务（黄建康，2011）。全球运营网络需要对分散在各区位的活动和能力进行有机的协调，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就需要对各细分市场、产品、业务领域和地理区域的运营进行整合，以应对其他竞争对手的全球竞争策略，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全球运营单位来负责全球运营的效果（孔德洋、孔新川，2004）。企业能力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企业目前所拥有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产是企业之前行为的结果，同时也会影响企业未来的能力发展（唐春晖、曾龙风，2014）。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鼓励子公司的创新活动并给予足够的资源支持；跨国公司应该鼓励子公司建立与其他子公司有效互动的能力，鼓励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学习和共享。否则，由于过分专业化，作为网络中节点的有些子公司囤积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却无法与其他节点有效共享（孔德洋、孔新川，2004）。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对共依共存的矛盾体，企业只有全球化才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一旦资源配置到全球，必须根据本地特色进行本土化，从而使产品充分体现本土文化。本土化的主要方面是产品在功能和外观设计上的本土化（李海舰、聂辉华，2002）。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展内部资源整合，需要获取外部资源，通过内外资源整合来实现企业能力的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8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运营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8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运营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6）企业全球学习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全球学习能力已成为衡量企业竞争能力与发展潜力的标准，它代表了企业的创造性活力，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动力之源。组织学习能力直接决定着知识吸引效果和企业无形资产的积累（黄建康，2011）。母公司所拥有的知识倘要使它在海外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企业必须根据东道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创新（李京勋、李龙振，2011）。跨国公司内部是一个包括子公司与当地市场、子公司之间、母子公司之间的网络结构，全球搜索和转移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谢春芳、广佳，2012）。企业的知识应用能力越强，表示企业内部的交流越充分，相互的共识可能就越多，外部信息与企业资源属性相结合的可能性就越大。知识应用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根据环境迅速反应，适应市场变化，抓住市场机会。企业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以及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是协调柔性的重要体现。

为了实现知识的有效流动并促进各节点企业创新积累，中国跨国企业应精心编织全球学习网络组织。我国企业应将某一节点获取或创造的新知识应用于组织中的其他节点，实现知识在整个母公司组织中的共享、整合乃至再创造，以此获得协同效应（谢泗薪、李荣，2009）。通过全球学习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企业可凭借持续的全球学习过程维持其知识与能力的独特性（谢泗薪、薛求知、都业富，2004）。通过跨国公司这种特殊的组织学习体系，将每个局部所获得或创造的新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的转移与整合，从而提高整个公司的知识存量，这才是跨国公司全球学习的真正优势所在（薛求知、阎海峰，2001)。

全球学习是跨国公司在动态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所作出的行为上的改变，跨国网络结构则是其为支持这种竞争行为变化改变而进行的组织结构上的变化（薛求知、阎海峰，2001）。企业知识的这一特性表明企业是专门从事知识的创造和内部转移的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的兴起不是源于知识买卖市场的失效，而是它作为组织媒体跨国界转移这种知识的优势（魏明，2011）。跨国企业运用自身灵活性和协调优势可充分利用当地环境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侯仕军，2014）。产生于不同环境和企业任务中、难以在要素市场上直接获得的知识是企业全球经营的关键驱动力（刘鶄、章文光，2016）。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9a：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学习能力越强，企业选择高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9b：相对于选择低资源增长程度的进入模式，企业全球学习能力越强，企业选择中等资源增长程度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