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投入的维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是国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不同的进入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源投入特征(Anderson和Gatignon,1986;Woodcock和Beamish,1994)。这种投入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等有形资源,技术、经验等无形资源和专有资产。此外,资源投入与控制强度具有内在相关性,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实质是对选择海外投资项目或机构的资源投入与控制强度进行决策。由于资源是稀缺而不易获得的,对于缺乏海外投资经验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需要较高的资源投入和较强的控制程度才能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具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按照资源投入维度,可分为海外设办事处(低资源投入进入模式)、境外投资分公司(中等资源投入进入模式)、境外投资设立子公司(高资源投入的进入模式)(吴东,2011)。
尹盛焕(2004)的研究结果指出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以及财务能力。进入韩国的中国企业中,营销能力越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独资经营进入模式,技术能力相对较高的企业通常选择合资经营的模式,而企业财务能力对其进入模式的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岳中志等(2011)基于90家中国海外子公司样本的Logistic回归实证发现,在较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管理经验相对不足前提下,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大,企业所有权优势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合资进入模式;中国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全资型进入模式。周茂等(2015)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通过对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发现,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易靖韬、戴丽华(2017)研究发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显著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对并购企业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在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程度较低的情形下并购企业获得优于绿地投资的绩效,但随着控制程度的增加,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的绩效优势逐渐减少。宋勇超(2017)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指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了多样化的投资模式,即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多元发展模式和共同价值模式。(www.xing528.com)
其他学者还对管理层、国际化经验等其他企业资源能力的影响做了研究。如,探讨了CEO任期对中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CEO任期越长,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水平的全资型进入模式。李自杰等(2014)就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经验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发现海外销售经验越丰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高管团队的国际化学习能力越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张玉明、神克会(2015)发现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跨国并购。吕萍、郭晨曦(20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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