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规划中的生态分区
1960—1970年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萌生和探索性发展的时代。其中以麦克哈格及其在1969年的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一书最具代表性[4]。作者整合了各种环境科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物理海洋学、表面地质学、地形学、地下水及表面水文学、土壤学、植物学及动物学等知识,综合论述如何处理人类聚落发展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关系。其规划方法一反以往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的做法,强调土地利用规划应遵从自然固有的价值和自然的过程(图4-3),对后来的规划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图4-3 麦克哈格以滨海沙丘为例的生态分区
资料来源：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M].芮经纬,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20
如何在尊重环境的前提下处理人类集聚空间的分布以及土地利用的问题,需要从其他方法和角度进行突破。
1976年出版的《萨尼伯尔报告》(The Sanibel Report)[5]就是把生态规划的思想与总体规划整合在一起的优秀案例。萨尼伯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海岛小城市,它位于墨西哥港湾,岛上生态资源丰富,拥有沙滩、沙丘、湿地、红树林以及天然的山脊。尽管居民只有6 000余人,但每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过夜。当1970年代中期城市政府准备制定城市综合规划时,萨尼伯尔的一个保护基金(SCCF)针对整个岛屿的自然生态系统组织编写了《萨尼伯尔报告》。报告主要包含了四部分内容：(1)分析岛屿的生态系统；(2)确定基本的生态分区；(3)分析每个生态分区的条件；(4)提出保护生态系统和生态资源的管理要求及建议。从报告描绘的三张关键性图纸(见图4-4～图4-6)可以梳理出,生态分区调查属于土地利用分类的指示模式；生态分区功能是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对各个分区进行评价,归于评价模式；生态分区管理指引则是实现生态目标的规定模式。这三种模式均建立在统一的生态分区基础上,有效地贯彻了生态规划的目标。
报告的内容最终被整合到1976年的《萨尼伯尔规划》(The Sanibel Plan),并一直被用于后来各版总体规划的自然要素考虑中。尽管总体规划建立在生态规划的基础上,最后规定的模式仍然是以土地功能分区作为管理的依据(见第2章,图2-9),这也揭示了生态规划方法之局限性。生态规划倡导的尊重自然、结合自然之价值观无疑是当代以及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之主流；但另一方面,其以环境限制为基调的方法,实质是一种“防卫性规划”[6]——即将各种自然资源或环境因子依照其价值权重来综合评估与区划,以避免人类活动对于高环境敏感度的地区产生干扰或破坏。然而,当广袤的区域多已成为建成区或城市地区之时,如何在尊重环境的前提下处理人类集聚空间的分布以及土地利用的问题,需要从其他方法和角度进行突破。
图4-4 生态分区调查(指示模式)
资料来源：Clark J.The Sanibel Report(1976)[EB/OL].[2013-07-08].http：//www.sccf.org/content/122/SCCF-and-The-Sanibel-Report.aspx
图4-5 生态分区功能(评价模式)
资料来源：Clark J.The Sanibel Report(1976)[EB/OL].[2013-07-08].http：//www.sccf.org/content/122/SCCF-and-The-Sanibel-Report.aspx
图4-6 生态分区管理指引(规定模式)
资料来源：Clark J.The Sanibel Report(1976)[EB/OL].[2013-07-08].http：//www.sccf.org/content/122/SCCF-and-The-Sanibel-Report.aspx(www.xing528.com)
新城市主义试图从物质空间入手寻找改革城市的途径。
(二)基于建筑类型的形态控制探索
当美国公共机构的规划师在1980年代仍然流水作业式地编制传统区划时,一群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反思郊区化蔓延带来的问题。始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新城市主义运动是“二战”以来试图以设计力量影响建造环境的最重大的一次努力。新城市主义者对1950年代后的郊区化现象及郊区生活方式作出了反思,认为是建造方式的问题造成了环境和城市公共生活质量退化,因此开始从物质空间入手寻找改革城市的途径[7]。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城镇的优秀传统,致力于复兴和推动可步行的、混合用途的、可持续的社区。他们倡导对现有区划系统进行全面检讨,规划方法从开发规模和强度的多样性着眼,更甚于土地用途的差异。
加利福尼亚是最早应用以形态为基础的区划方法的几个州之一,其他地方还包括爱荷华州的爱荷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县等[8]。由新城市主义者的主要人物DPZ(Duany Plater-Zyberk)夫妇制定的佛罗里达州海滨城开发规则(Development Code for Seaside,Florida)是其中一个应用了“形态条例”的典型案例(见图4-7),它被视为与1980年代的区划模式的理性决裂。海滨城的规划设计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1920年代以前的传统美国城镇,其场所特征源于对公共空间形态的控制,通过建筑类型列表来规范地块开发(图4-8)。该规则出现的时代正值以往只关注建筑个体的现代主义建设方式被几位学者进行严厉抨击,例如科林·罗(Colin Rown)用图底关系分析城市,提供了对公共空间、街道和广场的几何形状及质量的清晰认识；克里尔(Leon Krier)恢复了对步行尺度、街道对景和公共与私人建筑合适关系的理解。其理论导向是把建筑作为一种类型,通过多种模式的集结,形成具有特征的公共空间,从而与每一个建筑标新立异的意图决裂。城市化的组织原则是形成肌理(fabric)和纪念建筑(monument),私人住宅作为城市代表性纪念建筑的背景,通过对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控制来实现理想的城市效果。
图4-7 海滨城建成实景
资料来源：http：//www.dpz.com/Practice/7903.[2012-02-15]
图4-8 海滨城设计控制规则
资料来源：http：//www.dpz.com/Practice/7903.[2012-02-15]
(三)横断面规划产生
横断面规划的核心任务是寻找仿真环境的主要特点。一旦这些特点被发现,将应用横断面规划原则来矫正乡村和城市要素的错配。
海滨城案例是基于DPZ发展的一套“传统邻里建造方式(TND,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建设起来的,一些城市和县也以传统邻里开发规则的形式采纳了形态条例。1999年,由DPZ负责的《新城市主义词典》(The Lexicon of the New Urbanism)编撰完成[9],表明新城市主义的规划控制体系初步确立。在这个词典中,他们借用了地理学的“横断面(transect)”概念来组织术语之间的理论体系,认为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一样也存在一种渐变的规律,在剖面上表现的是一系列随城市化强度(urban intensity)的提高,空间相应地从乡村(rural)向城市(urban)过渡的人居环境带。横断面规划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创作“仿真的环境”。这个名字来自虚拟现实的概念,通过一个特定的环境模拟真实的存在。当这些虚拟环境成功时,这种仿真—虚拟模型就如同真实的环境。参与者能够成功地在虚拟空间中“仿真”,如同真实处于此境,这种效果部分是基于如何选择和组织构成一个特定类型环境的所有要素。横断面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它试图创造一种在某个环境中的仿真体验,基于真实的本地特征,指定和组织构成该环境的要素,还原场地的本质。正如计算机科学家可以编制程序设计虚拟环境,让人感觉真实自然,横断面规划的设计师也可以指定不同的开发强度,使之适应当地环境。在横断面规划中,核心的任务是寻找仿真环境的主要特点,而不是像林奇(1976)一样去寻找区域的“感觉”。一旦这些特点被发现,将应用横断面规划原则来矫正乡村和城市要素的错配(图4-9)。[10]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横断面规划的实践继续推进,作为实施新城市主义思想更好的工具,它适用于各种尺度和背景的规划项目,如：绿地(greenfield)、棕地(brownfield)、填充式开发(infill)以及公共和私人项目。这些方法起初有不同的名字,包括“传统邻里开发规则(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ordinances)”和“形态条例(form codes)”,但在2001年,怀恩特(Carol Wyant)作为芝加哥区划条例修改案的顾问时,提出“基于形态的条例(form-based codes)”的定义,至今以来成为通用名词[11]。尽管芝加哥没有完全采纳怀恩特的建议,却促成了形态条例协会(Form-Based Codes Institute)于2004年成立,该协会作为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形态条例的研究和推广。与此同时,DPZ在2003年发布了《精明条例》(Smart Code),《精明条例》是一个基于“横断面”系统发展出来的普适性控制规则,是一个结合了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原则的形态条例。其包含的内容自上而下从区域规划到建筑标识覆盖了整个人居环境[12]。到2009年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个美国城市和县把《精明条例》结合本地情况进行校准,其中有25个城市已经采纳《精明条例》作为控制规则。
图4-9 城乡之间的横断面
资料来源：Smart Code 9.0[EB/OL].http：//www.smartcodecentral.org/.[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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