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导向的土地利用评价模式

如何把经济过程、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转译到能通过感官感知的物质世界是城市结构理论(Structure Theory)的基本任务。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控制这些关系是城市规划的目标。评价是确认、定义这些对象并进行控制的中间环节。

价值本不是固有的,而是依赖于某个对象或事件所处的背景进行解释。对于同一个对象或事件可能采取哪一种评估,这通常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利益所使；这也是为什么运用评价性的分类往往被抗拒。指示模式是中立的——它仅仅是把对象进行分解；而评价模式是把对象投射到好或坏,合意或不合意,它触及各个方面的利益,价值和利益都可以伴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评价模式的核心是价值(它有何价值)。由于规划是由人来制定,人(或社会)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贯穿于规划的全过程。在规划工作中,评价模式的重点不在于科学地描述和分析土地的差异性和环境的经济社会特征,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评价这些特征。然而人的价值是多元化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时代也存在差别,因此评价的标准总是不断地在特定利益间平衡,同时也伴随时间不断地变化。评价的结果最终反映在土地利用信息的选择以及用于描述这一信息的文字和修辞上。(www.xing528.com)

例如美国在1940年代,面临工业化迅速推进背景下贫民窟引发的城市居住问题时,美国公共健康协会出台了一部《衡量住房质量的评估方法》^[4],当时评估方法仅以单一标准为主导,即居住环境的改善。为了解决城市环境质量问题,在1950、1960年代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散了,很多贫民窟赖以生存的小型商业和企业都被迫倒闭。与此同时,城市郊区住宅迅速蔓延,大型商业和办公园区开始搬迁到郊区。人们发现城市增长的影响不但涉及产业工人,还包括商业区的商人、土地所有者以及少数群体。结果,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对国家和城市的更新项目表达关注,对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的运作机制不断产生抵触,要求其采取新的方式来看待原有的问题(居住问题),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如非居住性的更新)也在与政府磋商讨论的过程中产生。当利益矛盾尚未激化之前,房屋结构仅仅被视作人们的庇护所,并根据其对健康和安全的效果进行判断足矣。现在人们看待同样一个房屋结构,会更加关注其社会和经济的效益,需要同时兼顾其公共和私人的利益。

评价标准的确立是采取规划行动的前提,例如在城市更新规划中,对现状地块的评价决定了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规划措施(例如保持原貌还是拆除重建),因此标准的划定至关重要。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利益主体对地块的评价都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地块的使用者主要从建筑质量的标准进行评价；项目的投资者主要从经济功能的持久性考虑；社会公众更多从地块在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影响来评价。这时就需要决策者考虑该项目对不同主体的影响,制定出各种评价标准的权重,只有综合权衡各种因素和利弊,才有可能提出较为公正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