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产业结构对政府效率和OFDI的调节作用的研究较少。一方面，关于产业结构和政府效率之间的关系，沈玉良等研究了政策制度与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2013）。汤婧、于立新（2012）从产业选择角度出发，认为通过国家鼓励企业对特定产业进行对外投资，有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对于产业结构和OFDI的研究，Vernon.R认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可以推动跨国公司的技术进步、产品更新和生产结构优化。Lipsey通过爱尔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发现，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Cantwell和Tolentino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OFDI，其实是通过在对外投资中进行学习，增强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国内企业创新力提升，最终结果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Buckley和Casson（1981）则从“市场内部化理论”出发，认为企业可以在OFDI过程中获取“知识中间品”，这有利于加速该企业所在产业的产品和技术升级。
因此，为了验证地区产业结构层次INDS对LGE与OFDI的关系调节效应，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政府效率与产业结构层次对OFDI的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12所示。通过豪斯曼检验和冗余性检验，选择模型M8进行分析，其中，政府效率LGE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237（p=0.0742），在10%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为负，与前述分析相一致；地区产业结构层次INDS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0208（p=0.0280），在5%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浙江地方政府产业结构层次的优化，会促使更多的地方企业采取走出去战略，进行境外投资与合作，开拓新的市场与发展空间；政府效率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的乘积项LGE×INDS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0689（p=0.0685），在10%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存在显著影响，表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INDS对LGE与OFDI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
表8-12 INDS对LGE与OFDI的关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同时，为了验证地区产业结构变化MOORE对LGE与OFDI的关系调节效应，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政府效率与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对OFDI的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13所示。通过豪斯曼检验和冗余性检验，选择模型M12进行分析；同时为了与前述分析保持一定的一致性，本文将模型M11的相关回归结果与模型M12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个模型除了系数大小有所差异之外，正负项及显著性水平都基本没有差异。在模型M12中，政府效率LGE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296（p=0.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为负，与前述分析相一致；地区产业结构变化MOORE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5.2656（0.0101），在5%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系数的增大，反而会促使更多的地方企业采取走出去战略，进行境外投资与合作；政府效率与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乘积项LGE×MOORE对OFDI的影响回归系数为7.3387（p=0.0009），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存在显著影响，表明地区产业结构变化MOORE对LGE与OFDI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www.xing528.com)
表8-13 MOORE对LGE与OFDI的关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进一步地，为了判断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对LGE与OFDI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根据上述检验结果绘制调节效应情况如图8-3所示。从图8-3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LGE与OFDI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增强调节作用，即随着浙江当地产业结构层次的优化，政府效率的改善有利于更多当地企业留下来投资发展而不是走出去投资，这表明随着当地营商环境的变化，更多的当地企业会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率先走出去，然后又随着当地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自然而然地，更多的企业会选择留下来。而且，产业结构变化系数的调节效应图也显示，产业结构变化系数对LGE与OFDI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干涉调节作用。这说明随着当地政府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会对政府效率与境外投资之间产生显著影响关系，当政府效率低于阈值时，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小时，政府效率对境外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当政府效率高于阈值时，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时，政府效率对境外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幅度的变化，会对本地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当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且政府效率也高时，这时会有更多的本地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图8-3 INDS与MOORE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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