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已有学者对政府效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国外方面Globerman研究了政府基础设施对1995—1997年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发现当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时，不仅有利于FDI也会对OFDI产生积极影响（Globerman，Shapiro，2002）。Buckly和Carson（1981）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OFDI的政策引导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当政策变化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明显变化。除此之外，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研究。裴长洪、樊英（2010）基于“国家特定优势”理论，研究认为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政府会利用政策体系引导并建设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形成对外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这有利于企业的对外投资。阎大颖等（2009）利用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政策扶持等其他要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着积极影响。张为付（2008）则发现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即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引导，来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效率会对OFDI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根据收集到的浙江省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结果如表8-10所示。通过豪斯曼检验和冗余性检验确定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M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GDP对OFDI的回归系数为5.2424（p=0.0000），表明随着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浙江各地市企业在境外投资额度会显著增加，更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去”的战略；高等教育水平EDU对OFDI的回归系数为-0.7348（p=0.0417），这表明浙江省在校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对浙江各地市企业在境外投资额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各企业在当地就能够招聘到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因此反而会促使企业更多地留在当地进行发展；地方政府效率水平LGE对OFDI的回归系数为-0.0350（p=0.0329），这说明仅在考虑直接效应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效率水平的提高，例如社会发展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等政府投入产出的增加，这会为浙江本地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反而会使更多的本地企业愿意留在本地发展，而不是“选走他乡”寻求战略资源，这有利于吸引外资和留住本地企业。
表8-10 LGE对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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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献大都认为，FDI对OFDI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认为FDI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会促进当地的就业、税收、进出口规模等等，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且企业可从FDI中进行技术、知识等的学习，增强了企业实力，驱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Hertenstein（2017）发现在汽车行业有海外投资的企业都会与曾经合作过的跨国公司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会与当地企业建立一种内部关系，当地企业会从这种关系中学习，同时为了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企业也会在海外建设工厂即形成了OFDI（H ertenstein et al.，2017）。这表明FDI对企业OFDI有积极影响。刘海云、董志刚（2018）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FDI均会因提高了一国的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OFDI的发展。此外，很多学者还认为，FDI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企业OFDI的能力。张梦婷等（2017）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FDI对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FDI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企业依旧可以从中获取知识溢出。李磊等（2018）通过对2004—2013年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对于企业OFDI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同时FDI对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OFDI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因此，为了验证FDI对OFDI的影响，本书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FDI与OFDI的关系影响模型，结果如表8-11所示。从表8-11中模型M4—M6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GDP与ED U对OFDI的影响与M1—M3的检验结果相一致；M4—M6中FDI对OFDI的影响都是正向影响，根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M5可知FDI对OFDI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427（p=0.0651），这表明外资企业进入浙江各市，可以促进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关系，有利于当地企业通过技术知识学习提高自身实力，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有利于OFDI的增加。
表8-11 FDI对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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