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企业的国籍劣势及其应对对策

近年来，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日渐成为全球商业格局中的一个突出趋势。而传统的IB理论，主要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而来，并不符合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实际。Hymer作为跨国公司理论之父，指出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国际化时会遇到一些不利因素，而拥有企业垄断优势使跨国公司能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从而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的前提（Hymer，1960）。Hymer关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主张为后续企业国际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内部化理论（Buckley，Casson，1976）、折中理论（Dunning，1979，1988）都把企业垄断优势视为核心概念，强调垄断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因为外来者身份而带来的额外成本，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之后的研究，也延续了对企业垄断优势的探讨，而忽略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及其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影响的关注（Madhavan，Gupta，2017；Ramachandran，Pant，2010）。

20世纪90年代，以Zaheer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中的不利因素，提出外来者劣势（LOF）的概念（Zaheer，1995；Zaheer，Mosakowski，1997），掀起了IB领域关于LOF对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影响的探讨（牟宇鹏等，2017；吴冰等，2018；杜晓君等，2015；Kostova，Zaheer，1999；Kronborg，Thomsen，2009；Miller，Eden，2006）。与本土企业相比，LOF加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增加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与难度。但是，已有研究在探讨LOF时没有特意区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EMNE），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EMNE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特殊不利因素的事实。

众所周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EMNE的国际化有其特殊性。例如，不同于乌普萨拉模型预测的渐进式国际化路径，中国等来自新兴市场的MNE更倾向于跨国并购等高投入的进入模式（Hennart，2018；Li et al.，2019；Madhavan，Gupta，2017），而在这些“跳跃式”的海外投资中EMNE往往会遇到LOF以外的困难与挑战。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外来者的身份，而是起源于这些企业的“国籍”。基于此，Bartlett和Ghoshal（2000）首次提出LOR概念，他们指出EMNE由于国际化程度较低，缺乏国际经验，当被置于全球竞争的大环境下，他们往往过分自信或是对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而造成企业海外经营绩效不佳。Ramachand ran和Pant（2010）对LOR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将引起LOR的源头分为母国情境不利因素、东道国情境不利因素与组织情境不利因素。母国情境下的LOR主要是指因为母国制度真空与管理人才缺失而引起的劣势，东道国情境下的LOR主要是指顾客对来自某个国家的企业产品或是服务的歧视与政府在政策上对某个企业的歧视与忧虑，组织情境下的LOR主要是指因为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而引起的劣势。该理论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LOF与LOR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指出LOF起源于“Where they are not from（因为没有来自哪里）”，而LOR起源于“Where they are from（因为来自哪里）”。其次，LOF概念中只涉及特定东道国市场与特定海外子公司，因此分析LOF时可以明确将母国因素排除在外；而LOR中包含特定母国、跨国公司与特定东道国，因此分析LOR时母国因素必不可少。而且，LOF的分析单位为海外子公司，MNE可以通过经验学习增加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的双向理解来消除LOF；而LOR的分析单位为MNE母公司，MNE主要通过消除东道国成员对母国的想当然的刻板印象来应对LOR。(www.xing528.com)

在Ramachandran和Pant之后，部分研究探讨了LOR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Hong和Kim（2017）以在韩美国与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LOR对MNE人才招聘难易度的影响。Marano，Tashman和Kostova（2017）以母国制度真空衡量LOR，分析LOR与海外子公司CSR报告使用强度的关系，指出母国制度缺失越严重，MNE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加强使用CSR报告。Madhavan和Gupta（2017）以印度企业的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将LOR分为实际缺乏能力（国际经验、官僚限制）与被认为缺乏能力（合法性缺失、身份）两部分，分析LOR与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关系。另外，魏江和杨洋（2018）从组织身份的视角探讨LOR，认为LOR最终体现在并购双方的身份不对称上，探讨了组织身份与跨国并购整合战略选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