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同形框架的MNE海外子公司进入策略分析

以Meyer和Rowen（1977）、DiMiggio和Powell（1983）、Tolbert和Zucker（1983）等文献为奠基，新组织制度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组织行为的重要理论。这些研究以组织相似性为研究指向，以制度场域、合法性为核心概念，提出了早期经典的制度同形框架，即在制度场域中，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制度压力将会通过合法性机制驱动场域内组织同形（Isomorphism），从而把制度同形从基于市场竞争的效率同形中分离开来。特别是认知维度，受到了新组织制度理论学者的格外重视，认为在不确定性（与个体有限理性假设）下，组织会模仿那些广为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实践，即模仿同形。所以认知合法性的背后是有限理性假设和外部模仿学习的逻辑。在实证研究方面，新组织制度理论重点关注了制度同形之下的模仿同形，即面对不确定性环境，组织除了倾向于模仿已经获得合法性的实践，从而表现为组织趋同（Mizruchi，Fein，1999）。例如Davis（1991）对毒丸计划传播的研究、Palmer et al.（1993）对多部门组织结构采纳的研究，Fligstein（1991）对多元化战略传播的研究、Wholey和Burns（1993）对保健机构组织结构变革的研究、Burns和Wholey（1993）对医院采纳矩阵管理模式的研究都证实了模仿同形。

在制度同形框架下，新组织制度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同形的具体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哪些组织是被模仿的模板？经典的研究是Haunschild和Miner（1997），他们把模仿机制分为基于特征的模仿、基于频数的模仿和基于结果的模仿，即组织会模仿那些与之有共同特征的组织、会模仿主流的组织、会模仿更成功的组织。这一分类方法开始成为后续其他研究的重要借鉴。第二，哪些组织会更倾向于同形？这一方面重点探讨了制度同形的结构化调节机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Greenwood，2008）：组织间因素，包括网络中心位置（Greenwood，Suddaby，2006）、地位（Han，1994；Sherer，Lee，2002）、连锁董事网络关系（Davis，Greve，1997；Shipilov，Greve，Rowley，2010）；组织内部因素，包括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Greenwood，Hinings，1993）、组织规模和技术（Beck，Walgenbach，2005）等；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ty），即特定实践与组织身份的差异（Glynn，Dowd，2008；Kostova，Roth，2002）。第三，组织如何进行模仿？这一方面重点探讨组织同形的微观机制。Zilber（2006）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制度的本质是意义，制度化过程在象征维度的核心机制不是扩散，而是翻译（Translation）。翻译这一概念，在强调了模仿者希望能够与其他组织相像以获得合法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模仿者对差异性的关注，是对求同和求异寻求平衡的一种观点（Czarnia wska，Sevón，1996）。

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制度同形框架的发展，新组织制度学者和IB学者开始结合两者开展交叉研究（Kostova et al.，2008）。在研究指向上，主要存在两个脉络：一是以跨国公司为背景开展新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的思路，即以“制度作为一种实践”为基础，分析特定实践的跨国传播，把“跨国公司”和“跨国”作为验证新组织制度理论的一种独特场景（Kostova，Roth，2002）。二是借鉴新组织制度理论开展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决策研究的思路，即以“外来者劣势”和FDI进入模式为核心问题，分析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对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把新组织制度理论作为分析FDI进入模式的新视角。本章重点对后者研究进展做简要梳理。

根据制度同形框架（特别是“模仿同形”逻辑），以及Kostova和Zaheer（1999）复杂制度环境理论所提出的制度二元性概念，IB学者认为既然跨国公司天生面对复杂制度环境，这就带来了FDI决策的不确定性，驱动FDI基于模仿同形的进入决策，即选择母国和东道国这二元制度环境中被广泛采纳的组织实践，以获得合法性。在进入决策上，重点关注了两种方面的问题：进入区位选择以及进入模式选择。前者关注进入何种区位，后者关注以何种方式进入特定东道国。

在进入区位选择方面，已有研究观察并揭示了跨国公司序贯进入策略（Zaheer et al.，2009）、选择同一区位（co-location）（Chang，Park，2005；Koçak，Özcan，2013）、烟花效应（Bandwagon）（Abrahamson，Rosenkopf，1993；Belderbos et al.，2011）。虽然概念有差异，但是其本质都认为跨国公司FDI在区位选择上具有显著的趋同性。对此，2000年初期以及之前的研究大多从集聚效应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区位选择趋同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集聚所带来的网络溢出效应（Shaver et al.，1997）。随着新组织制度主义的兴起，以及模仿同形框架的出现，IB学者开始从合法性获取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例如，Guillen（2002）发现企业在FDI进入区位选择上会模仿那些经历、历史或母国区位与之有关联的企业；Gimeno et al.（2005）利用美国信息技术企业1995年进入其他西方国家数据，发现模仿性进入的存在，并发现市场份额、竞争结构的调节效应。Chang和Park（2005）发现韩国企业在进入中国的区位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更多相同属性企业的东道国区位，例如相同的产业属性、相同的母国属性、相同的母公司属性。Belderbos，Olffen和Zou（2011）以日本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为对象，发现跨国公司FDI会模仿那些特定的模板，并且模板在时间上的远近（Recentness）起到调节作用，即那些最近的特定模板更会引发模仿。

在进入模式选择方面，已有研究也同样观察到了进入模式选择上的趋同性（Lu，2002；Xia et al.，2008；Yiu，Makino，2002）。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早期主要从交易成本视角和资源基础理论开展研究，随着新组织制度理论的发展，IB学者开始从制度同形，特别是模仿同形的角度开展研究。Lu（2002）比较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对日本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发现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提供了更优的解释，验证了基于频次、基于特征和基于结果的模仿逻辑。Chan和Makino（2007）以日本跨国公司FDI为样本，分析了外部制度压力和内部制度压力对所有权选择的影响，发现FDI更倾向于模仿在东道国其他跨国公司的选择，更倾向于模仿本公司其他分支机构在该东道国的选择。Xia，Tan和Tan（2008）从“烟花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采取进入模式的转变，认为模仿机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表现为模仿同一母国的同行业企业，模仿东道国的同一产业企业。(www.xing528.com)

新组织制度理论的制度同形框架为跨国公司FDI进入决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推动了FDI决策研究的发展，但是在研究取向上依然存在有待系统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是把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简化为双元制度，忽视了制度内容的多重性（Cantwell et al.，2010；Kostova et al.，2008；Meyer，Peng，2016；Regn é r，Edman，2014；Saka-Helmhout et al.，2016）。自从Kostova和Zaheer（1999）提出了MNE所面临的复杂制度理论之后以及制度二元性（Institutional duality），IB学者重点关注了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压力，推动了跨国公司复杂制度研究的深入。但是具体分析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时候，往往把制度复杂性简化为不确定性，认为模仿来的制度自然可以获得合法性。而事实上，这种简化忽略了Kostova和Zaheer（1999）所提出的跨国公司复杂制度环境的多领域性，即不同类型的制度裁判都会有自身的合法性标准，即制度在内容上的差异性。复杂制度的多领域性往往都会带来制度之间的冲突（Seo和Creed，2002），使得主导性制度难以形成，也就没有符合所有合法性标准的可供模仿的模板；模仿也就难以保证跨国公司FDI同时获得来自各方的合法性认可（Saka-Helmhout et al.，2016，Newenham-Kahindi和Stevens，2017）。对复杂制度环境的简单化处理，自然也就忽视了Kostova和Zaheer（1999）所提出的跨国公司合法性获取的复杂性。因此，Kostova，Roth和Dacin（2008）在跨国公司复杂制度理论提出十年之后，提出新组织制度理论与IB理论的融合，必须充分认识到“跨国公司嵌入在多重的、碎片化的、缺乏有效定义的，以及持续演化的制度系统之中；这一制度系统存在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各有其特殊性的制度机制和差异化的组织行为决定性”。

二是关注了跨国公司FDI进入决策的趋同，而较少关注FDI进入决策的趋异，以及趋同与趋异之间的平衡问题。基于模仿同形的跨国公司FDI进入决策研究都强调了FDI决策的趋同性，这反映了早期新组织制度理论所强调的制度决定观（Scott，2005）。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视为“多重的、碎片化的、演进的”制度系统的话，如果我们充分考虑跨国公司主体性（agent）的话，那么“跨国公司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动态的、离散的、象征性的和主体能动性的”（Kostova et al.，2008，p1001）。因此，复杂制度环境下，跨国公司FDI的决策并非简单地趋同，同时也存在制度创业（Newenham-Kahindi，Stevens，2018），存在制度环境下的差异化响应（Oliver，1991）。跨国公司已经不再仅仅是适应制度压力和制度需求/期望，而是赋予这些外在制度以意义，适应这些制度、激活这些制度并与之共舞，实现趋同与趋异之间的平衡，即最优差异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Deephouse，1999）。

三是关注了FDI进入决策，而较少关注FDI后成长问题。诚然，FDI决策，特别是区位选择以及进入模式选择是两大重要的结构性决策，为之后的FDI后成长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FDI进入决策完成之后，就可以在东道国自然实现成长。FDI后成长并非完全受制于之前的结构化决策，而是一个与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分析，而FDI后成长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Shaner，Maznevski，2011）。例如，Puck，Holtbrügge和Mohr（2009）就发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FDI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导到独资为主导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