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就业形式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就业资源机会及其配置机制等条件的变化。从我国和世界非正规就业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非正规就业的快速发展，都伴随着制度改革或技术变革对原有就业资源的“解放”，对既有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的发展必然首先受到现存利益和体制结构的约束。基于不同商业环境、政策背景、各行业原有从业者利益等因素的考虑，管理部门不可能完全放弃旧有商业模式转而支持新兴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他的《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一书中指出：“智能机器人逐渐替代工人，这是否会使结构性失业加剧？或者，我们能否找到方法去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并对那些下岗员工做出足够补偿？需要做的工作不少，但是企业的垄断和市场对于民主的蚕食让建立新就业机会的提议和意愿受到了损害，这些新就业机会本可以创造更多公共物品，包括教育、环境保护、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家庭服务、社区建设以及其他需要应对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新形态的问题通常会成为反对者的论据和利器。而行业和群体利益团体矛盾冲突，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其中，很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网络约车的问题。网络约车服务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迫使出租车行业进行变革。但顶层改革与地方探索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出租车与专车的矛盾在短期内未得到有效解决。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允许具有运营资质的租赁车辆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专车运营，但具体到全国各城市其执行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北京反对私家车、租赁车辆利用网络平台从事专车运营，指出其涉嫌非法运营、逃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联合八部门约谈专车企业，要求其整改。广州对私家车从事专车运营进行严查，对租赁车辆专车业务允许运营等。上海交通委对符合条件的专车平台颁发了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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