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在电子政务/公益领域的发展现状及贵阳案例分析

从近些年“区块链+”的落地情况来看，贵州省贵阳市是我国率先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电子政务中去的。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至2017年年中依然保持着50个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多数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铜仁市这几个区市。贵州这几年在新技术成果试验上走在了国家的前列，是国内首个建立大数据国家综合试验区的省份。据了解，国家批复贵州成立该试验区的时间是2016年2月，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大扶贫”战略方向。而贵阳成立以后，大数据实验区于2016年10月才相继在内蒙古、广东、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上海、重庆和沈阳成立。关于贵阳大数据中心的其他功能和支持的项目笔者已在相关论述中给予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综合来看，全国仅有贵阳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扶贫作为试验的主要内容。2016年年底，贵阳市发布了《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宣布贵阳已经搭建起了区块链扶贫和电子政务的沙盒测试环境。

《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中重点提到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政务监管问题中时，介绍了“数据铁笼”这一概念。我们在其他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过数据铁笼的问题，数据铁笼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技术和行政结合的产物，是使权力运行全程数据化，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行政权力部门认真履职、规范执法、优化服务，从而努力提高政府效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数据铁笼”是行政监督除了检察机关和群众之外的“第四只眼睛”，因此对于滥用权力的行为是又一把利器。“数据铁笼”是行政管理上下级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之外对行政权力监督的“第四只眼睛”，其独特之处是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提高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实时性和有效性，变人为监督为数据监督、事后监督为过程监督、个体监督为整体监督。这种全新的监督方式更加客观、公正、精准、及时，实现了部内与部外监督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了行政监督体系。

目前，DATATOM平台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提供政府数据铁笼技术进行政务监管的基础项目。DATATOM的基础网络为智能网络存储、高性能行业应用存储、分布式集群云存储和超融合云平台。其中，智能网络存储是DATATOM在其数据存储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而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外目前关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结构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需求点之后，通过对存储的持续创新、不断优化存储性能、加强各种兼容能力、提高智能化程度，并最终提升整体安全性和存储的管理能力。目前，平台的智能存储解决方案在可靠性、扩展性、兼容性和易用性等方面均达到了业界竞争力极高的水平，已经广泛应用于广电、涉密、军队、政府、企业、教育和医疗等多个行业。其中贵阳电子政务试验示范区的诸多基于区块链的产品就是该平台的杰作。高性能行业应用存储的产品特性包含灵活扩展的存储空间、方便快捷的数据应用、超融合H系列等，可以实现充分利用已有存储基础上的存储虚拟化、多种扩展方式和随业务需求平滑升级为双机或集群。同时还提供面向决策的可视化报表。超融合H系列的优势是快速搭建环境、动态分配资源、虚机安全保障、消除单点故障、全面降低成本。

除了数据铁笼之外，政府最为关心的扶贫问题在区块链上也有较为广泛的解决之道。

扶贫问题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截至2017年12月底之前，仍然有8亿左右的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消除贫困和反贫困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贫困的成因和解决之道给出了理论和实践方法。远至亚当·斯密、马克思、刘易斯，近至库兹尼茨、纳克斯、阿玛蒂亚·森，乃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主要贡献者，都对反贫困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般来说，衡量贫困的指标不是单纯讲人均收入的基数或者人均收入的变化率是多少，而是由以下几个维度来衡量。一是贫困发生率。二是贫困缺口，这一点衡量的是如果要完成扶贫任务，那么还需要多少资金。三是贫困线指数。如果深入研究，还可以用琛氏指数、福利加权数等来衡量。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一般认为是贫困的主要诱因，而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还加上了东西隔离。库兹尼茨提出了工农两部门模型，认为贫困是由产业之间的资源错配所导致。而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归结起来是：发展中国家没有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在某一阶段的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现有基础建设、金融条件和进出口优势，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应该注意甄选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称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同时也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政府投进去的钱，能够健康运作，发展出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诺贝尔经济学家卢卡斯、詹姆斯·莫里斯等都赞赏新结构经济学。这为我们后面讨论特色产业扶贫提供了一部分理论渊源。

2017年5月，在贵阳大数据实验中心，贵阳市的首个“区块链+扶贫”项目开始运作，针对的扶贫对象是贵阳市白云区红云社区的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障人群。搭建红云社区区块链助困系统，通过区块链平台记录贫困和残障人员的身份信息、扶贫助残的服务信息、资金流向信息。下表是由网录科技提供的《贵阳市困难群众区块链信息统计系统》的查询页面和一些功能组块。

图11.1　贵阳“区块链+扶贫电子政务”登录后的信息统计系统（扶贫对象档案和管理）

这里有必要提及网录科技。这是由美国Factom公司吕旭军先生于2016年7月创建的区块链技术企业，在产品溯源系统、供应链金融、基于区块链的定制化服务和数字资产管理等“区块链+”落地方向上均有涉猎，特别是电子数据存证上公司具有较丰富的经验。该初创公司甫一成立就获得了千万级的天使轮融资。网录科技的所有产品的客户均可借助区块链技术获得隐私保护、权限控制及电子身份验证等项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也在开展区块链扶贫项目。雷锋网报道称，工行打造的区块链结构是政府扶贫资金行政审批链和金融服务链的“双链”结构。实现了客户资产证明的上链、政府监督审批程序的上链、银行资金拨付信息钩稽上链和审计的上链。同时，这款系统还能利用智能合约绕过扶贫资金的人工拨付的管道，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准拨付，从而避免了在中间环节普遍存在的拨付成本、贪污腐败、资金行政审批事项。工行希望这个区块链项目能够被其他的银行仿造和创新，实现各银行间跨链功能，带动更大范围的“区块链+”扶贫建设。

除此以外，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在2016年10月便率先启动了区块链电子钱包的研发工作，并于2017年1月将区块链电子钱包v1.0版正式接入精准扶贫共享平台“中国公益”，从此开创了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这个“区块链+”项目由北京阿尔山Fintech公司提供区块链技术支持。未来每一个在区块链上的扶贫公益行为将会为每一个链上节点产生一个“公益积分”，类似于代币。预计到2020年中国银行这款产品有望覆盖全国58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500个以上。合作方北京阿尔山公司依托清华大学建立，2017年8月上线建立了区块链联合研究中心。该公司在运用智能合约、人工智能、物联网实现“区块链+”资产证券化、链上交易、电子存证和产品追溯上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利用该公司的技术降低了区块链的应用门槛，实现区块链平台及服务。

蚂蚁金服也不甘落后，2017年7月12日，以“顶梁柱”为代号的“区块链+扶贫”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蚂蚁金服创建，主要是针对城市和农村贫困户家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实施扶贫帮助。这是一项在区块链上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利用区块链方便一对一扶贫。至2017年年底蚂蚁金服发起的所有公益活动参与人数已超过3亿人，因此这个项目拥有深厚的参与者基础。

另外，区块链技术提供商和数软件也提出了要利用区块链进行公益扶贫项目的开发。和数软件在2017年4月成立于上海，总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但是在公司成立之前的2017年1月，和数软件就已经在董事长唐毅和总经理李思齐的带领下成立了自己的区块链实验室。和数区块链致力于通过在自身对底层加密算法和超级账本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打造一个区块链应用生态。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公益活动之外，和数软件还将研发“区块链+”贸易、数字版权、物流、智能制造等应用场景。(www.xing528.com)

事实上，笔者在其他章节当中曾经提到的众安保险旗下的众安科技（上海）的“步步鸡”项目，即利用“区块链+”产品溯源进行扶贫，是特色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该项目为贫困农户搭建养殖基地提供了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指导，为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养鸡创收。根据规划，“步步鸡”项目将在3年内推广覆盖上千个贫困乡、村，养鸡总数将超过2300万只，新建近10万亩生态养殖基地，每年预计为农户增收27亿元。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互助保险的项目。在区块链上，增收非常明显的农户会将销售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交给扶贫平台，平台对增收不明显和歉收的贫困户给予一定补偿。因为是全国性的项目，所有资金通过扶贫平台的流转、公示，都将在区块链上进行，因此这让扶贫信息更加透明和易于监管。值得一提的是，众安科技跟贵阳市政府已经达成了扶贫战略性协议。

2018年5月，当笔者再一次关注众安科技“步步鸡”项目的时候，发现这种肉鸡已经登陆淘宝，在该网上售价为200多元一只，但是买主还是络绎不绝，月销售量已突破10000单。这说明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最科学化养鸡的尝试初步得到了社会肯定，这当然是区块链技术落地成功的较完美注脚，同时还有助于全社会区块链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养成。

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2017）指出，区块链在精准扶贫上的应用适合六大场景，笔者略做了一下总结和改动，分别是扶贫对象识别和建档、扶贫类别的选取、智能合约监控扶贫资金优化利用、定制化的扶贫对策、扶贫绩效的量化考核和扶贫绩效管理。以下我们将分别介绍区块链在这些场景上的应用优势。

第一是扶贫对象的识别和建档。一个村子的贫困户其困难等级是不一样的，因此扶贫资金和办法也不一样。开展一对一帮扶的时候，需要弄清楚每个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贫困现状、扶贫的难度和返贫的概率。因此政府提倡对每个贫困户建档立卡、民主评议。这些信息写到区块链上，能够保证资料在不被篡改的前提下，注重对贫困户隐私权的保护，避免资金错配，提高帮扶的有效性。更进一步地，能够保证扶贫对象（节点）之间交流扶贫经验，方便对扶贫成果的前后比对。第二是扶贫类别的选取。一般来说，精准扶贫的方式有整村推进、以工代赈、特色产业扶贫、异地搬迁。这些都是直接扶贫的方式，比起办好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间接扶贫的方式效果要更快。笔者个人最看好特色产业扶贫。这一点其实可以和上面的第四个场景，即定制化的扶贫对策联合起来思考。第三是智能合约监控扶贫资金优化利用。第四是定制化的扶贫对策。第五是扶贫绩效的量化考核。第六是扶贫绩效管理。

精准扶贫工作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减少贫困人口数量都在1000万人以上，这还不是按照基准物价。剩下的脱贫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全民脱贫仍面临较大考验，尤其中西部偏远乡村。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精准扶贫，至少可以从减少扶贫开支、促进资金利用和减少返贫概率这三个方面，大力支持扶贫事业，保证扶贫路上、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另外我们介绍一下区块链在公益慈善（非政府定义的扶贫项目）事业上的落地应用。我国的慈善事业由来已久，但一直存在慈善公信力不足的痛点。中国民众对于慈善机构的信任缺失主要体现在：（1）慈善机构对捐赠者和获捐者双方都应该做到绝对的可靠和忠于职守，这是对公益活动工作者的一项基本要求，要么就不做。但目前很多的慈善机构未充分做到这一点，先前与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约定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打一定折扣，其费用使用问题也并不按照事先的规定来。（2）资金来源的信息公开不充分，在很多慈善机构都非常普遍，即使是中央慈善机构。这一项主要是针对捐赠者，做到捐赠数据和流向公开透明且细化，也是一个基本要求。（3）慈善机构存在非法挪用资金或暂时用于其他用途的问题，实际上这还是信息未公开导致的利益冲突。（4）关于捐赠者和获捐者个人隐私和集体隐私的保护，慈善机构目前并不是做得挺到位。这也涉及对慈善事业中所有参与主体的尊重。我国的慈善机构的监督机制也不是很健全，从制度上和执行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目前只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未形成完善的慈善法，在公益执行上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使以慈善为幌子从事非法活动、腐败活动有一定空间。

现在区块链可以为解决慈善事业的信任问题提供一些帮助。本书在“区块链+保险”那一章曾经提到过众托帮公司发展基于区块链的互助保险平台，拟为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开展互助型帮扶项目，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介绍单纯利用区块链来进行公益慈善捐赠活动的平台项目。

善圆科技是一家旨在借助以区块链为主、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为辅的技术架构，来搭建数字化公益平台的一站式科技服务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善圆科技成立于2016年6月，这家公司的定位是“一站式公益慈善数据服务提供商”，说具体一点就是为国内的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数据支持，以便更好地安排慈善款项、慈善金额透明化、善款的科学利用和管理，以及对慈善事业的监管。在初始阶段，善圆科技所做的慈善工作主要集中在扶贫项目上，与江西和四川的某些机构都达成了协议。目前善圆科技在助医、助学、助贫这三个公益场景上都有成熟的可供给的解决方案，区块链的应用给慈善供需双方建立身份认证、数据确权、隐私保护的传输渠道无疑提供了更有效的做法。

事实上区块链产业进驻慈善事业由来已久，虽然在我国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小范围的试验，但是在国外一些慈善机构接受比特币募捐已经是很早的新闻了。在“区块链+”慈善领域，Bitgive项目、Give Track项目和Alice项目等不仅越过了1.0阶段，甚至朝着与区块链底层技术和致力于构建区块链社区的2.0和3.0版本阶段突进。

Bitgive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国际区块链慈善组织，已经发展到2.0版本，这家国际慈善机构将目光瞄准了世界上缺水的地区和那里的人们，试图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帮助其解决饮水的问题。解决的主要方法是成立一个基于区块链的饮水基金。当然，到目前为止，Bitgive所使用的主要还是比特币区块链技术。不过他们已经成功地为肯尼亚的某个偏远学校的孩子提供了此类服务。从中我们看到了借助区块链实现这项慈善事业独到的优势。

除此以外还有Clean Water Coin项目和pinkcoin项目基于区块链所开发的慈善币，用处各不相同。比如，Clean Water Coin这一项目我们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该项目开发代币的目的是借助区块链技术解决全球贫困地区尤其是缺乏清洁水地区的用水安全问题。众所周知水资源的恶化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世界上缺乏饮用水的儿童数量这么多年来迟迟未明显下降，因此成为慈善公益组织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