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挑战与机遇

尽管社会工作者始终在努力把控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程度和成效，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依然面临挑战。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反贫困社会工作远离对结构进行改变的专业承诺。从全球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社会工作在针对贫困人群的紧急救助上显示出了较强的专业能力，但是忽略了在结构上进行反贫困的专业承诺。社会工作较少地关注引发家庭困境的根本原因，更多地将关注点投放在中断的影响上（比如对居住、上学及地方条件的影响），而不去讨论系统不平等及更广泛意义上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换言之，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没有能够真正触及产生群体性贫困的深层结构问题。这一侧重点的转移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一些研究结论表明，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能够从结构的角度来认识贫困，然而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能够改善服务对象被压迫和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处境的重要角色和资源，而是开展了大量的个案工作来强调个人的病态和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工作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基于资源分配的现状来进行平衡性修复，虽然这种做法对贫困个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压迫群体对贫困和其他困难的认知。[33]社会工作始终没有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或是与贫困和剥夺相关的风险议题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偏向个案取向和修复性的行动，使得社会工作无法在超越个人和群体的层面上，批判性地检视或者有效地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更加无法处理服务对象的长期贫困问题。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究竟是应该优先对贫困人群的个人需求和关切给予专业回应，还是应当优先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那么社会工作反贫困项目的有效性将始终被质疑。

第二，来自意识形态和组织环境的影响。在实际的反贫困专业实践中（比如个案活动和社区工作决策中），我们对贫困的关注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模糊、忽视甚至是放弃。即便是那些致力于结构变迁的社会工作，促动结构变迁的努力和社会工作的实践之间往往充满各种距离，因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活动总是受到各种制约，并嵌入在既定的治理结构中。比如，反压迫社会工作对反压迫的讨论可能会简化结构压迫与个人（服务对象）的经验和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比如英国新工党对社会工作解决贫困问题的意愿极大地影响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尽管政府对消除贫困具有政治承诺，然而政府并未在再分配的问题上建立共识。有些国家从对“贫困”的讨论转向了对“社会排斥”的讨论。由此，“社会排斥”迅速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关注点，然而所带来的问题则是过于宽泛和高度普遍化地使用这一概念。有批评者认为，这一概念的使用恰恰模糊了贫困问题的本质，忽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问题。此外，管理主义的盛行（尤其是指标化的考核及项目制的运作）对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服务设计乃至具体的服务提供都构成了限制。受到各种结构性制约的社会工作在实际的反贫困工作中很难直接独立地与服务对象打交道，并且介入他们的家庭、组织和所在社区中来推进案主赋权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从干预的侧重点和方法上来看，社会工作内部也没有一致的实践框架，社会工作者往往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贫困开展不同的行动。这种差异性本身反映出反贫困社会工作对贫困人群状况进行判断和干预的随意性。

第三，社会工作自身对反贫困的忽视和贫困固化。首先，尽管社会工作对处理贫困问题和社会排斥问题早已做出过专业承诺，然而社会工作教育恰恰极大地忽略了应对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相当多的经验证据呈现了一个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悖论，即旨在对抗贫困的社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固化，甚至强化服务对象的贫困境地。比如，贫穷且面临社会排斥处境的服务对象往往在社会工作者眼里被视为无用的、异常的或者是没有希望的。社会工作对贫困问题的响应，极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混合的道德判断。同时，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往往比较多地强调控制而不是对服务对象贫困出路的真正关切。对贫困的基本认识可能带来不恰当的服务设计，加重服务对象的自责和自我无力感，从而使得专业本身成为固化服务对象贫困处境的助推者。社会工作在服务中所使用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概念，比如“好的/坏的”母亲、“合适/不合适”的性别角色等，这种对贫困群体进行问题化的话语标签无疑会强化既定的经济关系和性别关系。

对未来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而言，如何更多地让那些身处在贫困中的人充分地参与进来应当是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福利权利应当被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更多地强调，因为收入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公民权利的问题，社会工作应当通过更充分的训练和承诺来提供福利权利给服务对象。当然，对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而言，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及内部的差异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得以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反贫困项目和政策能够精准识别和推进的程度。反贫困社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和推进很难设计出共同的干预方法，不同的社区基于特殊的需求也表现出不同的行动偏好。因此，基于社区的情境性研究方法是制定反贫困政策和设计反贫困项目非常重要的工具[34]，这将对宏观层面的数据采集构成重要补充。

社会工作历来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社会工作者应优化针对贫困个人、家庭及社区的反贫困思路，从临时经济救济转向系统常规支持，从道德帮扶转向风险预防。社区反贫困的未来发展应当逐步从经济导向转向系统导向，从道德帮扶转向风险预防，从临时治理转向常态治理，从碎片化活动转向长期的正面促进。就中国本土反贫困实践而言，社区为本的反贫困工作在未来应当逐步探索以下四个方面体制机制上的支持。（1）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一系列的创新，尤其是通过创造网络来解决贫困问题。当下的社会服务需要超越以社会工作者作为单一支持主体的格局，而采取一种集体化的、以联盟为基础的行动。在中国，创新项目购买和政府社会组织互动的方式，在社区层面探索购买专业社会工作的岗位，在社区常设反贫困专员等类似岗位来统筹协调目前社区各个条线的反贫困资源，搭建社区反贫困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平台。反贫困专员的设置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社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服务成效的达成。社会工作者与社区贫困家庭一同工作所需要的信任和专业关系需要长期搭建，对贫困家庭所处困境的深度了解也需要长时期的一对一接触才可能完成。（2）探索中长期（3—5年）社区反贫困及贫困群体成长促进的系列项目。这一项目需要在党建引领下，整合社区力量乃至更广范围的人财物资源（包括专家力量）来共同引进开发。比如，可以开展以贫困家庭儿童的正面成长为切入点的社区反贫困行动，着力通过对儿童正面成长的引导弥合儿童教育上的需求，同时带动儿童乃至家庭的改变。在实现方式上，该项目需要系列化和连续性，在活动组织上应当打破居民委员会活动的边界壁垒，在社区层面实现儿童服务的整合和集中运作。（3）考虑当前社区服务硬件条件的局限，建议进一步挖掘可用资源，在社区内开发可用于未来社区服务的场地，将其打造为“梦想空间”，为贫困群体及其他群体的服务提供固定的活动场地。（4）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基于前期项目的入户建档资料和社会工作的动态追踪，进一步对服务对象进行分类和筛选，探索面向不同贫困社区、贫困家庭的分类福利输送机制。如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系统梳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家庭情况、遭遇不同问题的儿童需求，也需要梳理不同儿童及其家庭的需求间隔和频率，以此来针对性地设计服务项目和输送方式。

在更大的专业领域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实践与研究共生的学科，其需要发展实践导向的研究文化，同时也需要面向贫困问题用专门的研究来支撑反贫困实践。未来我们应该期待通过更细致的研究来形成地方性的研究数据，以判断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的实然状态及其效果。社会工作教育也应当弥补长期以来教育教学中对反贫困知识的忽视，通过社会工作教育来帮助研究者、一线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自身更充分地理解贫困对于社区的影响。未来，在社会工作的项目设计和服务提供上，相关的反贫困专业知识需要得到更多持续和彻底的批判性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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