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社会资本的结合在反贫困领域的意义

当代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具有与传统时期较为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是缓解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帮扶困难群体，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社会救助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城市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和政府兜底，但在降低城市人口未来的贫困脆弱性、回应贫困人口的非经济需求方面的能力还面临诸多局限。针对贫困问题的社会救助无论从范围、目标、方式、水平上都亟待转型。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重新确立了新时代贫困治理的多主体格局，其中明确提到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的参与，一方面有助于弥补传统民政保障的社会救助工作在治理资源和效能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调动社会组织的资源，将社会救助的内容从单纯的物质救助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服务内容，从而回应贫困家庭的需求。

社区成为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要阵地，实际上与20世纪70年代社区工作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的复兴有密切关联，其来源于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社群主义的兴起，基本特征是融合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试图创造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三条道路”，通过重构社区基础来平衡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强权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应然的理论想象中，社区是心理—情感的共同体，也是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共同体。麦克米伦（McMillan）和查维斯（Chavis）定义了社区的四个支撑性构成要素：成员身份、影响、整合和需求满足及共享的情感联系。[21]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分析和项目实施中。如同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样，有关社区的定义也有着长久而多样化的争论，但在争论中也达成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即认为社区是一种地域性社会。因此，传统的社区定义都比较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征。但随着社区研究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区概念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埃杰尼（A.Etzioni）就认为社区是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是以情感为黏合剂的关系网络；二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及身份认同等。[22]他的定义没有提及地域，这似乎与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使原来构成社区的一些要素，如情感、认同感等可以脱离地域而独立存在有关。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特别是社区脱贫项目的实施中，地域仍然是定义社区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对反贫困而言，社区同样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存在。这种积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区”和“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紧密结合。实际上，社区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而社会资本理论基本上也是以社区为视角分析研究其构成和功能的。近年来西方学者和实践部门开始广泛地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社区的发展实践，许多项目意图通过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以实现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目标，将增加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手段有其发展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贫困扶助政策的思路从原来的侧重个人扶助转向社区的整体发展支持。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此前实施多年的个人扶助政策不仅没有能够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状态，反而使很多家庭完全成为政府救济的依赖对象，而且相当多的贫困家庭还产生了祖孙数代都依赖政府救济的代际传递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改变穷人的生活环境来实现最终的脱贫目的。在当前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的主流研究中，社会资本被认为与其他资本类型一样，具有可存储性并可以与其他资本形式互相转化。同时，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被视为具有其他资本类型所没有的独立性：社区内的穷人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当前社会资本在西方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项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一些学者认为单独依赖社会资本的发展，实施社区重建是促进社区脱贫的一个独立手段。但也有许多研究对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类型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表示质疑。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把社会资本的独立性功能应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面临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二是贫困群体是否可能在没有其他资本支持下积累社会资本。

经典社会学和社会理论都对社区的整合、秩序和发展引发过思考。社区的落脚点使得社会工作在当前语境下得以延续反贫困的专业传统，在地方层面通过强调社区共同体、责任、社会行动及政策变迁等与贫困社区相关的影响因素，与社区中的贫困群体一同努力，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开展促进贫困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项事务，从而改变那些使弱势群体陷入贫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广泛的研究证明，社区的议题在理解和减轻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23]近年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专业表现极为突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敏锐地留意到了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个人的缺权及宏观社会转型对地方产生的剥夺性影响。它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促进社会经济变革的地理实践，来鼓励个人、家庭、朋友、邻里和社区组织如何应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脆弱性和被边缘化的危机。另一方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拒绝任何对贫困的简化理论，也并非将社区工作的重心简单放在满足社区贫困人口的经济和物质需求上。相反，在反贫困远离社会工作实践主流的背景下，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通过倡导聚焦贫困的多维实践，来改变对贫困的沉默，也同时呼唤多元性、差异性及政治性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复归。因此在促进社会变迁方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表现出强有力的价值导向和行动力。

从日常生活而言，社区本来就是个人与社会交织的生活场域。从研究的角度而言，社区也是同时能够关照个人福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场域。虽然由于地方政策、财税条件、政社关系及贫困程度的不同，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但对“反贫困”仍然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信念和行动路径。

通常人们对贫困群体的普遍印象是，他们在破烂的建筑中生活，没有目标，他们既不想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这种刻板化的社会文化印象往往会进一步加剧种族隔离及贫困在特定社区的集中化。反贫困社会工作拒绝对贫困群体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判断，通常的工作地点是那些处于高度缺乏状态且具有高强度需求的社区，工作目标是协助社区及社区成员改善资源和权利等多重需求未被满足的紧张状态。社会工作者开展反贫困项目的社区可能是城市社区也可能是农村社区，可能是单纯低收入的社区，也可能是多重弱势复合和风险高发的社区。与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能力挖掘不同，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敏锐地捕捉到社区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同样重视正在经历贫困的社区及其经验，整体性地识别并满足社区的需求。但是社区之间在资源处境和抗逆力水平上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这是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首先要考虑的重点。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分化机制，比如土地、收入、种族、性别、文化等，社区之间产生了较强的贫困差异性。因此在反贫困的社区研究中，情景化的社区研究被用于检视所要服务的社区内部及社区之间的贫困异质性。

当然，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仍然聚焦于社区中的贫困群体。绝大部分得到社会工作支持的个人或家庭，都是在收入上完全或部分依赖政府贫困救助的对象。但在一个社区内部，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内不同成员具有不同的服务亲近性，劳工阶层、收入水平较低者或者获得较低水平国家福利的人群往往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中个案服务的对象。社会工作者通过在社区层面推进的一系列反贫困干预措施，旨在将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推向更高水平。

相较于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在对贫困的基本理解上更多地具有了批判性，超越于个体和家庭层面来检视贫困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社会工作者认为：对社区及其中的贫困家庭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贫困不仅是长期的经济收入不足，还在更大的范围中涉及教育、健康、生活条件、政治参与、行为观点等方面的结构性限制，贫困群体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是生存问题。从贫困家庭内部来看，贫困在家庭内还具有代际传递的可能，家庭生活习惯、家庭文化及家庭教育等可能对下一代（贫困家庭的孩子）的社会流动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长期被滞留在底层而得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不仅贫困家庭及其孩子将会在长期的代际传递中出现贫困的再生，社会风险也将长期聚集在基层社区中而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冲突。为此，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多维的视角来看待贫困、以整体的视角来救助贫困、以促进长远发展的视角来改善贫困。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更广阔和更具批判性的视角来理解多元且相互关联的因素对社区中贫困个人和群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理解社区贫困问题的时候，社会工作者被要求具备以下四种职业素养。（1）完整地理解引发贫困的多重因素。对社区社会工作而言，社会工作者要意识到贫困与其他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关联性是极为重要的，也要意识到在更长远的时间段里，某些特定人群还将持续面临贫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生活体验。（2）我们需要定义社区福祉及与贫困相关的社区动力指标。比较常见的社区贫困特征主要包括：土地及其他生产性资源有限性和不公平分配，较少的人力资源，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特别是食物、住房和健康），低收入和负债，缺少就业替代性的本地资源等所引发的贫困。（3）理解贫困的主、客观双重维度。社会工作者除了关注服务对象贫困的客观现实之外，个体和集体的贫困经验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较为关注的侧重点。贫困对服务对象的自尊、自信、生活期待及生活无力感的影响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干预的重点之一。（4）社会工作者在微观、中观、宏观的复杂交织中提出分析和应对贫困的替代性政策。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理解贫困的问题上应当努力去反思一些宏观层面的特征，从更大的层面特别是社区主体之间的共同福祉的层面去寻找反贫困的策略，而不只是局限于贫困人群自身个体化的、主观的福祉状态。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具有短期和长期的两个重要目标：从短期目标来看，贫困群体财政或物质资源拥有状况是最明确的干预目标，也即社会工作需要集中去处理贫困和社会排斥对服务对象造成的影响。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整体目标是去干预贫困社区的脆弱性及贫困群体生存的能力。由于贫困家庭的外部资源获得的局限性，反贫困社会工作致力有效回应贫困群体的五大类需求：生存需求、健康需求、心理及情绪发展需求、爱和自尊需求及社会支持需求。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具体工作目标包括：社区为本的评估、社区为本的研究及社区为本的政策分析和政策推动。除此之外，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还关心社区发展中长期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多维问题，其不仅涉及经济繁荣，还涉及生态抗逆力、政治参与和文化活力：（1）经济繁荣是指社区能够参与与经济福利相关的活动和资源分配，社区成员对于宏观的结构变动具有充分的信心；（2）生态抗逆力是指通过社区行动，使社区周围自然环境具备抵抗破坏及恢复常态的较高能力和水平；（3）政治参与是指社区成员能够在权力结构中进行参与和合作的程度；（4）文化活力是指社区能够维持和发展它的独特信仰，庆祝它的实践和仪式并且培育出具有意义的话语叙事。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目标究竟该如何设定呢？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是具有争议并呈现差异性的。社会工作对贫困的理解和响应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递进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理解贫困群体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现状；第二个层面更多地包括了理解贫困产生和维持的过程，以及贫困是如何与生活中其他形式的压迫和歧视（比如歧视不同种族者、残疾人等）相关联的。贫困和社会排斥囿于各种社会藩篱中，比如社会互动、社会态度、社会政策、服务安排、制度设计等通过拒绝完整公民身份的获得，而将贫穷的人们真正困在边缘化的境地中。因此第二层意义上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超越了对贫困的个人病理学解释，而要求在干预目标上对结构和政治环境进行积极探索。当前，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更常见于社区层面开展整合性的干预，将干预目标扩展至更大的范围中。整个反贫困的干预过程也更加注重服务对象在服务设计、传递及评估过程中更广泛和更深层的参与，更加强调社区和群体在挑战结构性局限方面的始创性。

当前各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形成反过来催生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新需求，要求我们能够基于不同的方法论来对贫困问题进行更科学严谨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纵观全球反贫困行动的图景，大量在全国或是地区层面开展的综合性、多维度的调查在不间断地进行，用来识别贫困的关键特征及其决定因素。然而，这些相对宏观的调查往往无法对地方贫困的发生及其深层机制有充分的说明能力，也多有在家庭层面开展福利调查，以用来帮助判断贫困问题的程度和分布。

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开展反贫困干预的大致流程是：首先识别社区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社区参与来厘清社区需求的优先序列，基于此来设计和发展社区干预计划，最后监测干预并评估社区工作的有效性。在整个流程中，第一步是去收集社区层面的各种数据并且设计社区反贫困计划。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常见有以下干预策略。

传统针对社区困难家庭的救助服务中，主要采取分散的、碎片化的活动组织方式来输送社区福利。然而，这种贫困救助服务一方面在内容上缺乏整体的规划和实施（实施的主体和内容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另一方面也无法使得社区贫困家庭获得系统的、长期的支持陪伴和改变。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反贫困行动中整体实现从“问题视角”向更积极的“优势视角”转变，改变以往社会救助思想和问题干预思路中被动的病理式思维。在常态的生活环境下，社会工作者应该重新重视以人为本的特点，综合去理解贫困家庭及其脱离困境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而不是聚焦于对疾病、失能或人格缺陷的补缺。同时应该倡导社会救助政策从临时情境的救助转向日常生活的长期正面支持和潜能挖掘。在这里，优势视角具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有能力生活的人必然有能力使用与发展自身的潜能，并且可以获得资源；二是人类行为大多数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对贫困社区及其中的家庭而言，反贫困行动的策略应当重点挖掘两个层面的优势内容：一个是个体的优势，另一个是环境的优势。前者是指直接观察、分析个体所具有的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特征、潜能、适应环境的能力等主体因素；后者则重视分析个体所处的家庭、群体、组织等环境所具有的，能够帮助个体克服困难和使用环境的各类资源。未来针对贫困家庭的长期陪伴与改变的重点，应是提升家庭及其成员在面临问题时的抗逆力，促进更广泛参与的保护行动。(www.xing528.com)

如今，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已成为这些学科之间一个共同的研究工具。社会资本也即以信任为基础的网络，可以被个人和家庭工具化地使用。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些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贫困家庭正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网络来帮助自己生存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使资源和机会得以扩张。因此，聚焦社会资本的反贫困策略不仅包括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建设，也包括了社区之间、群体之间的社会资本网络建设。在许多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主要实践侧重点并非是计划组建各类社会组织，而是把已有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搭建在一个共同的合作行动的框架之中。

相较于贫困文化理论所认为的，贫穷的人对自己的贫困处境是顺从的，并且在家庭中形成的规范和价值会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无可逆转地不断传递。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理论具有矛盾性，相信贫困是能够在特定维度上被纠偏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强调主体经验、强调可持续的生活质量和社区福祉、强调自下而上的意义赋予和反贫困实践策略的生成。社区动员在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得到了普遍使用，社会工作者在动员贫困群体加入社区行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动者角色。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必须积极以居民为本位，赋予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成员资格，即一种身份、一种权利。倘若没有成员资格，社区居民便有可能始终处于被边缘化、被异化和被压迫的地位。在社区反贫困的行动中，除了充分注意社区居民的成员资格之外，还应当考虑政府与营利性的市场服务及非营利社区组织之间的多元复合问题。简言之，一般社区服务可以满足普通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而营利性的市场服务是一对一的关系，可以较好地实现居民个体的愿望。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提供某种社会服务，或以群体的形式表达意愿、维护利益。由于组织的成员是主动参与的，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横向的社会联结，或者可以称为社会性团结。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社区组织可以带动贫困群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且强化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这些社区组织还能够以社会复合主体的形式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治理。

社会工作需要有必备的知识、技能和价值来评估贫困人群的社区福祉，并且发展出相关的服务项目或者提出改进性的建议来支持社区弱势群体的需求满足。但是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干预策略，相反其更加注重不同社区在应对贫困问题上差异的条件和情境设置。对不同社区而言，反贫困的目标在多重持续上需要被特殊化地确定，需要在绝对—相对、原子—整体、当前—未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获得平衡。在前期的服务评估上，社会工作需要结合个体性的指标、群体性的指标和社区层面的指标去判断社区问题。根据具体的需求评估来判断社会工作者究竟该为贫困群体提供照料、支持还是指引。在社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个人对生活质量的客观和主观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组织及社区环境紧密相关。[24]因此，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试图结合特定的人群与特定的地方情境之间的关联，旨在社区层面改变影响个人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与传统面向贫困个人和家庭的社会救助不同，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聚焦地方社区层面的资源整合和服务输送，来为国家刚性的社会救助政策提供辅助性的、匹配性的服务支持。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比较多地在物质方面与贫困群体产生专业联系，但其干预内容除了给予收入支持之外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健康照料、家庭照顾等。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常常通过合作在社区层面针对贫困群体开展一系列补偿和支持项目，这些项目可以以无偿或者是低价的形式出现。社会工作也通过发展互助网络和支持网络，集合贫困人群来共同解决重要的生计问题。同时，社会工作也通过与既有社会政策的结合来促进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发展，以共同推动反贫困。比如，通过家庭支持的加强来缓解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张力。反贫困需要宏观社会政策与个体、家庭环境的联合改变。比如，在就业援助上，仅依靠培训和工作经验的获得没有办法来应对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需求。

社会工作对贫困的响应整体是非常异质性的。从干预程度上来说，反贫困社会工作有的将“贫困”视为给定的条件，而有的则将“贫困”视为整个研究的中心。对一个特定的社区而言，反贫困的需求具有内在的多层性，涉及个人/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处境、邻里关系的缺乏与不足、社区因素及更大人口群体上的发展问题。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试图整合微观、中观及宏观的实践来处理贫困问题（见图9-1所示）。

图9-1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层次

贫困者不仅经济收入偏低，而且教育、健康、婚姻、就业等多重劣势和风险在其家庭和个人身上不断累积。贫困不但意味着低收入，也意味着心理—社会功能的受损，比如不良的行为习惯（毒瘾或酗酒）、心理障碍、精神疾病、交往障碍、暴力倾向等。贫困的发生还与个人生存的环境，包括不稳定、不安全的居所，家庭环境和邻里关系不佳等相关。因此，贫困是多维的概念，需要得到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多维度的干预和支持。总体而言，贫困治理中应当优先从经济、教育、日常生活、就业、健康等五个维度着手改善贫困状况（见表9-2）。

在经济反贫困方面，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1）收入干预。比如，在农村社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扩展收入的渠道、调整既有资源的整合和分配；筹措资金和资源，在社区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基金，用于弹性化地处理社区问题。（2）支出干预。比如，通过外部链接的资源来减少贫困群体的必要消费，或者帮助他们以更低的价格来购买甚至是免费获得食品或衣物等。社会工作者通过政策倡导、增加贫困群体的福利资源来缓解贫困群体的支出压力，比如特定的医疗救助、保障性的药品提供等。同时社会工作者也通过降低消费或理性消费的倡导来帮助服务对象形成合理的收支结构。在教育反贫困方面，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主要包括面向贫困群体的教育资源补给；社区范围内对教育机会再分配的政策倡导及全社会广泛的教育促进。在日常生活反贫困方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范畴是面向贫困群体的生活资源补给、协助其改善居住条件、为其提供照料服务等。在就业反贫困方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就业激励与就业促进、就业资源链接，同时为贫困群体提供就业能力培训等。在健康反贫困方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聚焦于协助服务对象抵抗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功能的风险，协助其在身体和心理上达成更高的健康水平、促进其社会功能的修复。从反贫困的内容层级上来看，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际整体包含了个体层面的反贫困行动、家庭层面的反贫困行动、邻里（群体）层面的反贫困行动及社区层面的反贫困行动。

近年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批判性上得到了较强的回归。批判社会工作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对“贫困的污名化”发起了文化挑战，这成为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前沿阵地。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语境不仅极大地在政策上改变了国家的福利供给方式（国家角色的撤出及福利供给的个人化），也在话语上完成了对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去政治化”[25]的话语再造。哈维（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崇尚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该制度框架将人类的福祉通过个体的市场自由加以增进。[26]在社会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不断将社会福利私人化，将社会问题心理化[27]，极大地压缩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责任。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贫困被视为个人能力、努力或者是德行失败的结果。同时，个人、家庭乃至社区的贫困经历总是充斥着羞耻感。可以说，自由主义极大地冲击了社会工作的社会学基础及社会工作所做出的重要专业承诺——挑战一切压迫性的系统和话语。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盛行的背景下，一部分持批判主义立场的社会工作者开始反思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本身的冲击和结构化的影响。对此，社会工作主要做出了两方面的回应和调整：一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重新强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呼吁社会工作一方面要协助解决贫困群体的私人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去应对结构性的压迫，两者都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努力[28]；二是强调结构性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并且在社会工作反贫困的实践中倾向于从文化视角来理解贫困的生成与建构，其实践目标主要在于反思和改变社会建构和权力对贫困社区的问题化想象。在新近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采纳了一些实践框架和技术，重点强调公正和非污名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