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涉及一套范式的成立,包含着一系列有关于世界本体的基本信念、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包含着知识获取的特定方式和伦理,这些差异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专业响应方式。在近10年里,社会工作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来处理贫困问题。
第一种是反贫困的保守范式。这一范式根植于贫困文化理论[16],将“贫困”视为心理、道德、行为及文化病态或缺陷的结果。在贫困文化理论的描述中,贫困人群的基本特点是在个人、家庭、社区乃至更大社会层面所表现出的特殊问题行为。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贫困人群无论在个性状况、家庭结构与动力、社会关系、社区组织等方面都集中地表现出贫困文化的特征。贫困文化理论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贫困,实际上是缺陷视角以及污名话语的典型理论代表。[17]这一理论与当代与公共政策中的“福利受众”及社会工作中的“助人”极大地结合,共同构成了当代反贫困实践的保守范式。它主张以实证主义认识论来认识贫困问题,并将获得的专业知识作为一种客观真实。在价值立场上认为社会工作所服务的贫困群体偏离了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或者偏离了主流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社会特征。因此在与贫困人群一同工作的时候,社会工作通常运用再教育、动机驱动、监控等实践内容来改变案主的行为和态度。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是改变个人和家庭的文化惯性、改变贫困固化和传递的文化特征。
第二种是反贫困的结构范式。该范式在本体论上认为贫困是不平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原因而非个人原因是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围绕特定群体(比如妇女、老年人、少数民族等)产生的剥夺和被剥夺问题才是贫困问题的本质。结构范式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同样主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作为一种客观真实的专业知识。但在价值立场上,贫困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异态或病态的社会存在。社会工作者认为贫困是一种与社会正义不兼容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在伦理和社会结构上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结构范式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不仅在理论上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待贫困和贫困人群,在实践中同样形成了典型的“结构取向”,尤其常见于通过社区赋权、社区行动及广泛的政策倡导等方式来推动结构的调整。在这里,“结构”反映在诸多方面,比如隔离和受限制的就业机会、不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低质量的教育、低水平的福利供给、较差的公共资源接近性等。可以看到,保守取向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将实践的重点放在纠偏贫困人群的失范和社会失序问题上,而结构取向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则将实践的重点放在社会制度的重构上。(www.xing528.com)
第三种是反贫困的贫困感知范式。这一范式对贫困本质的看法实际上与结构范式基本接近,也将贫困视为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有所区别的是,贫困感知范式更多地从权利的视角来考察贫困及其对个人、家庭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它的重要使命是挑战和克服贫困的影响,而不是管理甚至强化这种影响。贫困感知范式在贫困概念的界定上扩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阐述,认为贫困不仅是物质和社会资本的缺乏(比如住房、教育、健康资源等),同时也是符号资本的缺乏,其突出地表现在污名化、歧视、话语权缺失、他者叙事等方面。尽管贫困在根本上被视为人类权利被破坏和侵犯的结果,但贫困人群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是积极的能动者,始终在抵抗经济和符号资本严重缺乏的生存处境。贫困感知范式的社会工作强调权利、民主、包容和尊重的视角,基于社会正义来重新理解社会工作与贫困的关系。与前面两种范式强调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不同,贫困感知范式并不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实证主义来获得,而认为知识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建构的,知识生产的过程具有政治性。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案主的过程中,通过批判的建构主义视角来细致地理解贫困对个体、组织及社会不同层面的影响。[18]在价值立场上,高扬整合性、包容性及“我们”的价值。在具体的实践中,反贫困社会工作以“关系”为知识和干预的基础,重新在与贫困人群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找回服务对象自己的声音和知识。[19]这一脉络的理论与实践在近10年中得到了美国、英国、新西兰、以色列等国家的社会工作研究者的集中反响。在贫困感知范式的指导下,反贫困社会工作将更多的实践重点放在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上,要求专业关系应该是持续、高密度的;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充分理解贫困对案主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工作实践应该饱含案主的视角和知识,准确地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识别他们自身的问题,同时互动共享贫困的解决方案。[20]换言之,贫困感知范式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确立了以服务使用者为中轴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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