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定义及争议：从社会工作视角分析

“贫困”是一个用来描述服务对象陷入物质、经济、资源等多维困境的词语。长期以来，贫困的概念过于狭窄地聚焦在经济收入上。早期社会政策主要依靠货币指标，即通过收入这一最直接的测量方式来测量资源掌握量及贫困的状况。将收入作为核心测量指标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容易地确定所谓的“高”和“低”，从而可以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立容易被操作化的门槛。比如在中国的反贫困社会政策中，城市贫困的认定主要是从“收入贫困”这一角度对贫困进行测度的，相关人群是否在收入上摆脱贫困是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最核心和最关键指标。

如果转向国际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贫困”国际测量指标在不同国家的政策执行中有较为不同的定义。以英国为例，其贫困救助政策中对“贫困”的政策认定越来越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一维度走向多重维度。比如其在贫困测量的过程中使用的相对贫困概念，以家庭收入的均值或中位数来建构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水平）。2000年，英国在第二次Opportunity for all年度报告中发展了三大指标来对儿童贫困状态进行测量。此报告对“贫困”做了多重维度的定义，其不仅包括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比例、在无就业人口家庭中生活的儿童比例，还包括居住在标准住房条件以下的儿童数量。考虑低收入与低消费之间的人群并不匹配，用非货币的指标来全面检视社会成员受到社会剥夺或排斥状况成为主流。非货币形式主要是指多重资本形式，例如社会阶层、教育、就业经验等，将这些要素加进来后，预测社会剥夺的指标能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12]还有一些国家在制定反贫困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会考虑相对收入、相对就业竞争和市场能力，以及心理—思维状况，也会用一种跨部门的视角来看待贫困问题。总之，“收入”这一贫困测量指标的不完美在过去的几十年被集中地意识到。基于单一时间点采集的收入既没有办法判断在较长的时间段中资源的掌握量，又由于压缩了贫困所具有的多元性而把贫困问题的理解限制在较为狭窄的领域。

伴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高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并给社会成员带来巨大的风险冲击，贫困脆弱性的问题因此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之中，部分家庭随时会陷入贫困或发生贫困恶化。贫困问题的高发和蔓延已经成为各国发展必须应对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转轨，中国社会发生极速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加剧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化的问题，贫困问题集中爆发在特定区域，并且呈现出“社区化”的趋势。相比传统的贫困研究更多地关注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的现象及其应对在某种程度上也需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因为城市贫困群体在日常支出、生活压力、社会支持、社会脆弱性、家庭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集中地面临更大的挑战，城市贫困家庭及其儿童救助问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迫切问题和治理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27.91%下降到2013年1.79%，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然而，相对贫困问题将会在更长的范围内持续存在，并且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这就要求不断更新对“贫困”的认知，优化已有的贫困治理方式。

近10年来，贫困研究中对“贫困”的理解正在发生诸多变化，并成为重新指导反贫困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导引。第一，多维贫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进行贫困测度采取的主要方法和对策来源，贫困的多维性不断被强调。贫困被视为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而导致居民无法参与正常生活，它反映了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社会排斥的复合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贫困是多重性的。物质贫困主要是指经济资源的束缚对个人的选择和自治能力构成的阻碍，然而对贫困群体构成束缚的还包括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贫困、能力贫困等对个人自由同样具有非常强的限制性。在贫困的测度上仅仅依靠收入标准并不能完全反映个人或家庭的边缘性和脆弱性，由此需要采取多维指标和多重视角。可以看到，英国及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都在显示运用多维度综合指标的重要性。第二，贫困不仅与收入相关，还与教育、健康、生活、政治权利、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交叉相关，贫困的相关性不断被强调。贫困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系统性。诸多经验研究证实了贫困与教育、失业、较差的居住条件、家庭暴力、药物滥用及精神健康等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贫困总是与其他社会问题不可分割，包括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无家可归、失业、饥饿、不充分的健康照料、家庭暴力、教育机会缺乏、社区资源获取受限等。[13]因此，反贫困社会工作和更大意义上的贫困治理需要确立整体性的治理思路，通过教育、健康、生活条件、政治参与、行为思想等方面的帮扶而实现对贫困的全面治理。第三，贫困不仅具有当下的复杂性，也涉及长期和代际的脆弱性。在对贫困的理解上，单一经济收入维度的“低收入”和更加复合的“贫困特征”都同时被用来识别贫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强调贫困测量的复杂性及未来的贫困预测问题。除了当前的低收入之外，失业、住房条件差、低程度教育获得及健康不平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引发未来的贫困。除此之外，贫困和经济周期的问题需要被加以重新考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基于某一个时间点测量的收入水平并非是一个令人信任的指标。第四，贫困救助不应当被视作一种道义的怜悯，而应该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必然实践。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能力或智力的差异而导致的自然结果。一系列扶贫救助措施的出现，标志着贫困观念正在发生世界性的转变：贫困开始被视作一种社会不正义的问题而需要得到结构性的矫正，而不是基于道义的怜悯。在社会工作的视阈中，“贫困”所具有的多重属性及其复杂影响尤其得到强调，并成为社会工作迈向社会正义目标的重要切入点。(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贫困”的定义实际上是一种规范的建构[14]，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语境中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关于“必需物品”和“排斥”变动的标准和期望也会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各国反贫困政策中的“贫困”定义也会在特定福利体系的影响下被定义。比如在一些欧洲福利国家中，当今的反贫困策略已经从社会保护和资源—权力的再分配转向了人力资源的投资[15]，这意味着对“贫困”的基本假设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也即认为贫困的风险主要来自公民自身福利获取的动力和能力水平，福利国家的首要责任应当是培养具有自我责任和自我治理能力的生产性公民。

有关“贫困”的定义，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诸多争论。第一，贫困究竟是一个现实的截面状态还是一个历史的动态下降状态？传统在收入上贫困的人是否在其他指标上也存在严重的不足，或者在长时段的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严重不足？贫困是一个当前的困境还是一个持续的困境？贫困的时间性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得到了学术界更进一步的关注。第二，贫困究竟是一个绝对的稀缺状态还是一种相对的稀缺状态？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实际收入在增加，事实受到剥夺的程度也在增加；二是实际的收入在降低，平均收入水平也在降低。前一种坚持以实际绝对收入作为重要的标准，而不管相对收入水平；而后一种坚持的是将相对收入水平作为标准。第三，贫困究竟是个人失败的证据还是一个根植于历史和当前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社会问题？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宣称贫困是结构性的、多维的并且具有物质的真实性，已经对上千万人的生活构成了阻碍和抑制，但是个人责任又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话语中被一再强调。在当代的贫困研究中，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欧洲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并被用来讨论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影响，其主要是指限制或拒绝人们的参与，强调个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获得的受限和缺失。然而有人认为“社会排斥”概念的流行恰恰就是“贫困”的委婉说法，甚至是对贫困根本性原因讨论的理论回避。对社会工作而言，如何协调“贫困”内在的二重性，一直是反贫困社会工作中持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贫困现象并不仅存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或社会形态，也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或稳定地发生在某类人群中，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处于不断变动和多元分化的状态。在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中，贫困问题作为典型的社会不正义问题，主要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维度上得到不同的概念表达和实践干预：在经济维度上，经济不正义主要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物质资源的不正义分配，比如收入不平等、居住条件的差异等，其与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有关。在文化维度上，文化不正义主要被理解为来自意识形态的错误识别或者是科层化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不正义的文化秩序，将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文化上认定为下等的、边缘的、隐蔽的甚至是病态的群体。在政治维度上，政治不正义主要是指弱势群体不正当地被代表，以及在不同层面上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因此，社会工作将“贫困”更多地理解为一个不同维度上不正义的结果和复杂的干预领域。社会工作反贫困的主要领域因此包括了经济反贫困、文化反贫困及政治反贫困等多重领域，兼具反贫困理论模式和具体实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