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中，社会工作在对抗贫困的问题上被指派为最重要的行动角色之一。事实上，社会工作在消除贫困方面具有非常长的实践历史和专业承诺。[1]现代社会工作的发起本身就起源于对于贫困问题的处理，与贫困人群一同工作也是社会工作者最为熟悉的专业领域之一，社会工作者与资源缺乏的被边缘和被排斥的群体一同工作，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改变他们贫困的处境。日常工作中的社会工作常常碰到并且习惯于去对抗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广泛影响。
按照佩恩（Payne）的理解，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变革和个人福祉之间的互动[2]，尤其是促进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传统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将个人事宜与公共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传统社会工作在连接宏观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内部的分割，社会工作反贫困实践也因此出现了两条既相互关联，又经常处于不平衡和张力状态的行动脉络：一条是通过赋权个人的策略来对抗贫困，消除社会的不正义；另外一条则是通过促进社会变革的策略来改变贫困者所处的结构环境和条件，从而对抗贫困、消除不正义。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革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在社会工作的基本专业框架下去处理涉及社会不正义的贫困问题。两者的差异在于：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维持结构秩序的前提下，去修复不平等社会结构引发的社会后果，不触及引发贫困的基本社会安排；而变革性的社会工作则在根本上挑战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和规则，试图通过政治行动来促进社会变革，完成对社会安排和结构秩序的再造。具体而言，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和变迁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两种专业传统在专业立场、价值取向、基本假定、干预层次及干预目标上形成了具有差异的实践特点（见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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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侧重于从心理—社会的视角来调节贫困对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专业社会工作的历史话语中，倾向于将个人的贫困和物质需求阐释为一种心理的或道德的缺陷，并且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应该在个人行为的层面找到答案。在这一理论脉络下，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分类概念来对贫困群体进行认定和识别，比如“工业化的残余”“社会问题群体”“问题家庭”等。这些概念或是侧重于宣称贫困群体的问题行为特征，比如不负责任、缺乏长远眼光，或是强调贫困群体社会特征的共性。社会工作同样是这些话语的推动和实践者，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问题家庭”的概念进入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中。[3]甚至在21世纪，这种概念仍然在社会工作中非批判地再现。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因此尤为强调通过外部的资源支持及促进自我的自治和觉醒，来改变个人特征或重建个人的身份，以此来铲除贫困的根源。在具体的反贫困实践上，常见的工作方法是人道的资源补充及在微观层面面向个人和家庭的赋权，相对而言较少会处理社会转型的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变革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认为：贫困应当首先被视为一个反映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在社会成员内部的不均等分配或者是社会本身缺少资源再分配的渠道。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及贫困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社会工作对贫困问题应当持续地关切，并迫切地需要有一种政治立场来思考我们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4] 实际上，反贫困的专业传统大致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系列关怀穷人的慈善性项目和国家干预。尤其是英国慈善组织会社的成立开创了以社区互助和社区合作等形式来为有需要的社区居民提供福利服务和贫困救助，同时也正式标志着社区社会工作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反贫困的社区发展项目多种多样，盛行一时。与19世纪后期慈善组织会社反贫困服务的最大差别在于：欧美国家的决策者已经具有十分清晰且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思想，通过社区规划来解决社区问题[5]，满足社会转型中的社区需要。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变革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与反压迫社会工作、激进社会工作及新结构社会工作结合，致力于改变在宏观和微观上产生贫困的分配和压迫机制。比如，反压迫社会工作对贫困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法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反压迫应当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中心。新结构社会工作重新强调了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双重任务，主张要将帮助个人和促进社会变迁两种取向结合在一起。马拉利（Mullaly）认为社会工作应该形成一种新的替代性身份，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结构响应来解决社会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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