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反贫困实践中的困境与挑战

社区为本的特殊困难人群反贫困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走进社区，学习挖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资源，在理论的指导下为特殊困难人群提供服务，回应其需求。社区为本的反贫困模式能够有效对主流福利体系进行补充，也能够帮助被市场排斥在外的、生活艰难的特殊困难人群。同时也通过激发社区的内生力量，促进社区的改变。但是，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服务对象需求的多样性、社区文化的敏感性等因素，也经常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陷入困境。无论是对反贫困的工作成效还是社会工作者的自身发展来说，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困境都应引起重视。

文化敏感性是社会工作非常关注的议题。社会工作作为助人的专业，如果缺乏文化敏感度就会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理念强加于服务对象，形成文化上的压迫，甚至对服务对象产生伤害。[103]因此在针对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及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中，向来强调应消除对异文化的偏见，认识和接纳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助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敏感性是否真的能够通过学习进行获取？即使在本土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是否仍然存在文化敏感的问题？

“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的概念来自人类学，是指人在沟通时，当一个人处于一套交织稠密的人际网络之中，被两组不同而又矛盾的信息牵绊，而在其中一组信息否定了另一组信息时，就会出现无法解读的，在人际互动中的深层信息（meta-message）的认知盲点。[104]当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后，由于和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维度的差别，可能会对本土的文化产生陌生的感觉，甚至出现错误的认知和理解，继而造成认知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在社会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中开展反贫困工作，尽管能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需要融入当地文化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也秉持着专业的价值理念和技巧方法开展服务，但是，正是由于对专业的自信及双方背景知识的差异性，社会工作者有可能忽略服务对象自身的行动逻辑，从而产生文化冲突。古学斌等学者在云南开展“绿寨”项目时，对“文化识盲”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在农村社区，社会工作者召集村民开会。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习惯了在安静的会议室或教室开会，但是这样的对话环境，对村民来说也许就会使其局促不安，甚至会将社会工作者从“同伴”的角色推至“权威”的角色。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运用专业术语，这是他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但是对服务对象来说，这些专业术语不仅陌生，而且会使得服务对象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这会对服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社会工作者却并未意识到。另外，在语言文化、时间感知、思考逻辑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因此，如何在不同的本土脉络下反思社会工作者因专业知识所造成的文化困境，增强对社区文化复杂性的理解并探索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反贫困实践路径，是当前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www.xing528.com)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更多地强调从个人和社区的互构关系出发，超越个人与社区的二元对立，将个人服务和社区环境结合起来，从整合的角度促使服务对象和社区加以改变。社会工作者日常扎根社区，以特殊困难人群的福祉建设为基础开展服务。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主要有服务提供者、资源链接者、利益倡导者等。然而，由于在社区内长时间和特殊困难人群保持频繁的互动，服务对象极易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赖性。另外，因为社区中涉及的利益主体较为多样，服务的形式也更为丰富，面对社区中特殊困难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张力，社会工作者也很难保持非常明晰的专业界限。[105]一方面，社会工作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要求社会工作者不应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特殊性质，多重关系恰好是社会工作这一特性的反映，甚至专业关系始于和服务对象建立互相信任的朋友关系。社区作为特殊困难人群的日常生活场景，社会工作者在这一场域内开展专业服务，从熟人关系中抽离极其不易，尤其在农村社区。

显然，非黑即白的专业关系对反贫困社会工作在社区中的开展是极其不利的，多重关系的产生也确实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种互惠的选择。但模糊的关系界限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面向特殊困难人群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特殊困难人群实现自助，使其脱离贫困的处境并能够可持续地维持下去。那么，专业关系的顺利结束即意味着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达成了目标。然而，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建立的朋友关系所导致的依赖性和情感联结，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服务对象未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和形成自决能力，一旦社会工作者离开，原本在社区内部为贫困群体构建的支持模式或编织的服务链的良性运作就会停摆。

当下社会工作学界已开始讨论建立一种以日常生活为本的知识。[106]这种知识对社会工作者把握和拿捏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具备一定的指导性，但关系的处理仍旧是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社会工作者在针对特殊困难人群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中如何“退场”，也仍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反思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