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社区视角：营造男女平等的社区环境助力妇女脱贫

1995年发布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表示，全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日益显著，尤其是妇女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女性贫困发生率远高于男性，这种状况影响了女性的发展。近年来，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如《千年发展目标》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都提到了“妇女的权利即人权”的重要性。因此，保障女性权利，消除女性贫困是全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考虑的议题。在中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居民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女性贫困也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贫困女性化的现象。[81]在家庭分工中，女性承担了大量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挤占了女性的私人时间和生活空间，对就业和获取收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从社会性别角度考虑，男女遭受贫困的表现和影响也因各种因素，如阶层、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原因呈现出不同。那么，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专业和职业，应当如何助力我国女性摆脱贫困的处境，实现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呢？这是学界和实务界需要共同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贫困问题时提出了“贫困女性化”这一概念，自此之后，学界便开始进行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中国于21世纪后开展了贫困女性化的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阐释了中国贫困女性化的表现：女性群体有着更高的贫困发生率，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等。[82]过去，女性贫困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但随着社会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城市也出现了新的女性贫困群体。

根据国内外的既有研究，贫困的概念从收入或消费的一维贫困（unidimensional poverty）到包含人类福祉的众多维度的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不断被深化和拓展。[83]女性贫困的内涵是指女性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生理等因素，导致个人生活和发展处于一种“无能的状态”。[84]这种状态涉及女性发展的各个领域，具有多元性。

对女性贫困的定义主要从物质视角、人文视角和其他视角进行界定。一般而言，健康状况不佳、文化程度低、就业率低、家庭及社会资源少及家庭劳动负担重，是女性贫困的主要原因。[85]这些原因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世界银行有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里，女性工资每年仅增长1%，女性获得报酬的额度仅为男性工作报酬的60%—70%。[86]然而，女性不仅面临物质方面的贫困，在文化、权利、社会资本及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同样遭受着贫困。[87]当女性由于贫困欠缺某些条件照顾家庭和抚育后代时，往往容易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说个案工作的反贫困是将贫困个体化和差异化对待，从心理层面及个案或家庭的角度进行反贫困工作，那么社区工作的反贫困则是将贫困放在整个社区及其社会生态系统内进行思考。[88]民间团体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于1994年和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合作开展的扶贫项目，推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妇女互助储金会——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以下简称“储金会”）。储金会主要依托当地的特色种植产业起家，以种植百合为主业，实现妇女的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在储金会的发展遇到危机后，社会工作者从社区发展模式的视角，对储金会的组织建设和功能进行了拓展，通过会员大会的形式，商讨了储金会可发展的项目和会员希望发展的项目，充分利用妇女的劳动力资源，增加了经营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各种关爱妇女的福利，在社区内形成了“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的良好氛围。[89]目前储金会仍正常运转，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经历了调研（了解和整合信息）、建立专业关系和组织重整这三个阶段，实践了社区为本的妇女反贫困社会工作。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推动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妇女反贫困社会工作，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和处理妇女贫困的社会根源，帮助妇女脱离贫困。

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价值取向，贴近服务对象、灵活创新的特点，在参与妇女反贫困工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尤其在消解人文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社区为本的妇女反贫困社会工作注重在社区内营造男女平等的氛围和环境，倡导和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减轻女性负担。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社区内培育妇女小组，将贫困妇女凝聚起来，形成有力的、互相支持的社会网络。同时，社会工作者在此基础上可组织妇女小组参与社区管理，增强自身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提升自我价值感和认同感。这也是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www.xing528.com)

当然，社会工作者应重点关注贫困女性的能力提升途径。社会工作者通过教育的途径，让社区内的贫困女性获取更多新知识，增加职业选择；也可以对贫困女性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2013年的夏天，X村遭遇了一场水灾。由社会工作者培育的妇女生计互助小组负责人冬梅和阿静，带领连夜赶来的专家团队对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和慰问。在开展慰问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培育的妇女互助小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将自己经营的乡村旅社改作临时避难所安置受灾农户，和社会工作者一同做饭，对灾民进行临时救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妇女曾经也作为特困户接受过帮助。由于社会工作者从进村后就开始在村内培育妇女生计互助小组，使村内贫困的妇女在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能够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实现社区的自助和互助。社会工作者以妇女互助组为基础，逐步在村内培育了中青年青梅特色产品加工组和返乡青年文化生态导赏组，成立了合作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培养村内女性的组织和能力，重视社区及社会文化，致力于将整个社区组织起来，推动社区在居民的社区参与中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的过程带动了整个村庄和邻近村庄的生计发展、文化保育、生态友好和社区互助，推动了乡村社区的自治与善治。

该案例体现的社区减贫模式，立足于微观个案、中观社区和宏观社会政策倡导的系统化社区赋权减贫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性和自我能力的发展。社区能力建设有力地弥补了个案救助的不足，真正帮助居民实现脱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