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的价值及社工视角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责任感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我们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将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了部署。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了解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迅速减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万人，7年共减少了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更是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8年的1.7%。[2]（如图6-1所示）

图6-1　2012—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目前的脱贫攻坚任务依旧艰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已经脱贫的地区可能会有返贫的风险，应当构造和巩固贫困地区“造血”式的内生发展能力。当前，在扶贫领域一些腐败现象仍有发生，比如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雁过拔毛；一些作风问题屡禁不止，比如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严重影响了我国脱贫攻坚的有效推进。[3]

同时，我国精准扶贫和贫困地区脱贫的最大挑战还在于深度贫困区，许多时候我们采用的“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案或许能够解决多数的贫困问题，但是要体现“精准”就必须将扶贫手段细化到每个村甚至每个特殊困难户上，并将考核和监督措施同样细化。“脱贫既要看数量，又要看质量。”当下，怎么从“打赢”转变到“打好”脱贫攻坚战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分阶段进行了许多效果显著的扶贫、脱贫工作，特别是2013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是，在扶贫工作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扶贫针对性差、扶贫经费不知所踪、救济式扶贫导致贫困户“等、靠、要、拿”的惰性思维等，抑或是天灾、人祸、大病等导致整个家庭返回贫困状态，现实中返贫现象时常发生。“年年扶贫年年贫”成为部分地区扶贫工作的头疼之处。[4]

从相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来看，部分地区返贫的现象，特别是因病返贫的现象依旧严重，返贫现象区域性、个体性特征鲜明。数据显示，云南省仍有因病致贫返贫20.5万户79.3万人，因病致贫返贫率仍达23.88%。[5]不仅是西部地区，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返贫现象，但多是在个别区域或家庭出现，很少再出现大面积、连片地区的返贫现象，其原因主要是部分贫困家庭依旧缺乏对资源、信息的获取能力，缺乏调动现有资源创造内生动力的能力，收入来源比较单一，遇到疾病等突发状况容易突然返贫。[6](www.xing528.com)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产业扶贫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就在各地扶贫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贫困地区分布分散且各地环境迥异，各地扶贫方式也各异。仅依靠外界的帮助和救济来脱贫是不长久的，但外界的“血液”不可能永远持续注入，“输血”总有一天会中断，中断后谁又能保证贫困地区不再返贫？

只有贫困地区将外界的“输血”转化成内部的“造血”能力，百舸争流为本地区脱贫致富创造内生动力，发挥才智唤醒地区致富积极性、产业自主性，才能真正把脱贫效果凸显出来，把产业势头提振起来。

自一系列社会贫困问题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以来，反贫困就成了社会工作的重要“焦点”。可以说，早期的社会工作正是因为立足于反贫困和救助，才进入公众视野。在我国当前的扶贫与反贫困实践中，社会工作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2017年6月27日，《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保障和政策上的顶层支持。[7]该《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明确了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根据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分类提供专业服务的方针。其中涉及产业扶贫的内容提到：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主要围绕能力提升、就业创业、生计发展等提供服务。

社会工作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工作方法和角色，使其成为产业扶贫及脱贫攻坚工作中一支特殊的专业力量，这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存在许多不同。特别是本书所提出的“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视角，更提供了一种弥合宏观、中观与微观治理的方式，将多层化的治理视角带入产业扶贫工作。在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视角下，开展产业扶贫的贫困社区被当作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关系主体，其是家庭、个人、组织、群体、制度、资本等关系交织的场域。扮演不同角色的社会工作者不仅致力于解决现实贫困问题，更肩负着社会改革和社区赋能的责任，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聚焦于产业扶贫不同层面的关系之中，进而能对社区产业扶贫中多个层面的需求进行精准回应。

同时，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也在产业扶贫中不断探索对传统理论视角，如赋权视角、社会发展视角、社会运动模式等的突破，努力探索全新的社会工作整合理论。[8]诸多社会工作介入产业扶贫的成功实践，逐步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终极追求与现实意义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在理论上，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出贫困文化理论、社会互构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综合性解释理论，修正了过去将贫困归因于个人或社会的单一归因理论；在视角上，反贫困社会工作在“问题视角”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优势视角”，更加注重对贫困群体的优势挖掘和能力建设；在方法上，社会工作者更加注重个别化和差异化，符合社会文化背景和贫困群体实际需求成为衡量扶助方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在评估上，社会工作紧密围绕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工作流程和评估标准，使得产业扶贫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方法更加精细、专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