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社区营造

从国际社会工作发展史来看，社会工作最初的服务对象是贫困群体。尽管在我国的语境中社会工作的初始功能也是回应社会转型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服务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但专业社会工作真正以相对制度化的身份介入反贫困领域还是近年在体制安排和倡导的条件下，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倡导包括专业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全社会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但当前在反贫困领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扶贫能力还十分有限，表现为社会工作机构人员配备、知识技能、业务素质等总体有所欠缺，难以提供更深入的服务。[25]

要想在我国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实用取向的体制要求下获得不可替代性，专业社会工作必须证明自己高于传统非专业社会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彰显自身在性价比上的优势，显示专业机构和专业工作者的综合性能力。[26]尽管用“性价比”的说法难免给人一种将专业社会工作“商品化”“物化”之感，但我国当前制度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现状之间的缝隙确实要求我们提升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水平。由此提出了专业社会工作能力建设的议题，在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社区营造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同样有待增强。

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的社区营造实际上意图在贫困社区场域建构“公共能量场”，这需要对居民进行话语赋权、技术赋权和法律赋权。[27]要想实现对贫困社区更好的赋权和营造实践，需要完成两重互嵌：一是在体制层面实现深度互嵌，从制度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上加以完善，同时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专业活动要积极寻求嵌入点；二是服务层面的核心互嵌，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供精准化、有效性的服务。[28]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实务能力和价值伦理等方面强化综合能力建设。第一，加强反贫困社会工作及社区营造理论研究能力。一方面，对国际上开展的反贫困工作、反贫困社会工作及社区营造的历史实践、理论脉络、现实经验等进行充分把脉，另一方面，及时总结本土实践中的传统非专业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反贫困经验、理论，进而在比较、分析国内外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实现反贫困社会工作和社区营造的国际对话。第二，增进实务问题解决能力。在贫困社区同贫困群体接触并以其为工作对象的过程中，会遇到空间和群体叠加、组合而成的充满异质性、复杂性的社区问题和社区需求，因而需要加强社区能力建设。[29]社区营造即多维社区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社会工作者需要涉入多个领域，如健康、教育、救助、矫正、金融等领域，并接触多层次人群，如老年人、儿童青少年、成年劳动力、妇女、残障人士等，同时需要与多学科专业背景、多来源渠道的其他市场和社会主体展开跨学科合作。在如此复杂的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者有必要提升反贫困综合能力建设，从而确保其在制度化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和实现专业化、职业化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社会工作者增强应对实务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其避免异化为“政府伙计”式的“国家控制工具”。[30]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还要注重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的结合，即一方面针对贫困的具体原因采取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知识和能力、党政部门的效能，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服务对象的内在提升，培育其自助精神、参与动机、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31]第三，社会工作者需要在价值伦理层面重视并提升贫困服务中的文化敏感性。按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的理解，即文化是特定社群的特定生活方式，也是生活意义产生的过程，是一种意义指涉的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32]在与农村等服务对象的接触中，当前社会工作者在迥异生活经验和过分专业自信的情况下，会表征出类似于人类学所描述的“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的情形，表现在言语（普通话与方言群体之间的微妙权力关系、对话环境的选择等）、时间观念、意义建构或思维方式等方面，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识盲”走向“文化识能”（cultural literacy），在不同的本土脉络下反思社会工作者自我承载的专业知识，努力探索消解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地方居民之间文化鸿沟的方法。[33]

除此之外，作为进入贫困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也应同步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在与政府关系的本土定位上，社会工作机构应看清并因应当前政府“依附逻辑”的挑战，设法在更大程度上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和相对平等的关系；在机构自身管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上，有意识地提升行业发展和行业自治能力，推进运营管理的专业化[34]，立足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35]，贡献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

[1] 闵学勤：《社区营造：通往公共美好生活的可能及可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2] 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16、22页。

[3] 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16、22页。

[4] 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16、22页。

[5] 卫小将：《精准扶贫中群众的主体性塑造——基于赋权理论视角》，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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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玲：《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8] 产业发展应因地制宜，不能不顾现实条件一刀切，盲目跟风进行产业化、规模化经营。

[9]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2017-2-22）[2019-8-6]，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2/content_5170078.htm。

[10] 营立成：《迈向什么样的空间社会学——空间作为社会学对象的四种路径与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11] 文军：《空间正义：城市空间分配与再生产的要义——“小区拆墙政策”的空间社会学》，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2] 柯一青：《社区营造策略分析》，白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75页。

[13] 罗家德、梁肖月：《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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