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提出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视角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要素发生变化的速率是不一致的，与物质技术的迅速变革相比，制度和观念等文化要素的转变则相对滞后。“文化堕距”的逻辑也内在地支持了对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对贫困现象的文化解释不同于聚焦于导致贫困现象的经济力、社会力的结构解释，其具备自身在不同情境中的解释力度和范围。[17]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的文化营造主要是基于对贫困的文化解释这一理论而展开的。从我国台湾地区等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在贫困社区中进行文化营造与上文所述的空间营造一样，是一种目前十分普遍的社区营造方式，其主要针对社区中的文化要素加以“社会性”的经营和创造。
当“贫困”尚处于经济收入、物质财富积累层面时，只要采取适当的能力建设或外力助推，贫困往往成为一个“过去式”，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弱势的“贫困”可以只是一种暂时的生产生活状态。但是，当一个社区及其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长期沉浸于一种形成自身结构和理性的“贫困文化”时，“贫困”就很可能不是一种短暂的状态，而演化为一个相对稳定、对其中生活的人们具有精神统治意义的非物质环境。被打上贫困文化烙印并进行代际传递的社区居民，在对经济生计、家庭伦理、社群合作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并延续消极的观念和行为，从而进入贫困生活的恶性循环。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对人的意义感和归属感却发挥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消极的文化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看不见的屏障，而积极的文化则有助于发展成贫困群体的共同语言，进而构成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文化是由结构形塑的，因而任何一个有着相对固定社会结构的社区都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就目前的贫困社区而言，有些社区中的文化痕迹相对明显，如曾经是某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场所，或者拥有某项独到的传统手艺或技术，又或者承载着某个神话传说的叙事等，但是这些文化的脉络并没有被当地居民所发掘，甚至被视为落伍的、无须关注的、无关甚至阻碍社区发展的要素，这是对社区独特文化的无意识表现；还有另一些社区表面上看似乎很平淡，难以发现其独特的文化要素，但是通过较为深度的田野考察，也可能发现埋藏于社区历史脉络中的重要文化轨迹。在当今的文化营造实践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文化营造往往被视为一种形塑居民“地方感”的重要渠道，在发现文化、发扬文化、追溯文化的文化之旅中，社区中的“社会”应势而生，成为一股自下而上的面向公共事务进行表达的机制，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营造实践实际上就借助文化的方式获取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普遍认同，收获了地方社会的团结和整合，从而与政府直接或间接对话。总之，文化营造对社区中“社会”的形成、公共性的形塑、民众认同的提升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贫困”进行解释的文化转向启示我们：一是不仅要看清贫困文化的负功能，同时也要重视贫困文化可能具有的正功能；二是重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18]文化营造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做到对贫困文化的“识别”，即对贫困群体所在社区中的贫困文化要素加以辨识，包括历史性积累的贫困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日渐生产、强化的贫困文化要素；其次，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文化要素进行分析，尝试找出导致这些贫困文化生成的结构和能动方面的原因；再次，采用优势视角换个角度发掘当前贫困文化中可能存在的积极要素及这些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和条件，同样包括对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条件的探究；最后，将贫困文化要素中的积极方面、对贫困文化的积极诠释、社区中反贫困文化的要素等以符合逻辑的方式“嵌入”到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项目和活动中，同时协同市场、政府、民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尝试发展出文化的产业和价值，以良性的运作方式将文化与经济结构相结合，当然其间需要避免文化在经济增长动机下的“异化”。(www.xing528.com)
当前，实务人士探索出的文化营造的具体做法各种各样，如重建社区艺术价值、建立地方文化特色馆、设立并举办地方文化节、地方庙宇及民间活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等[19]，我国台湾地区的总体社区营造运动尤其重视文化营造在其中的作用，并且其文化营造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性的理念，而不是简单的“小打小闹”式的活动罗列。大陆地区有研究者尝试结合社区独有的“义文化”（义集、义仓、义坊）进行社区营造的行动研究，构建“社区文化—居民参与—行动研究”的模型，通过共有的文化联结重建社区关系、培育居民参与的意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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