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环境脆弱性：生产、消费和生态模式

生产和消费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生态则是经济发展的环境保障。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社会政治根源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包括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也包括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模式，这些不可持续的模式导致部分地区民众面临生计危机、文化丧落、社会关系疏离、干群关系对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2]

对民众来说，一个社区的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区民众的生计来源，决定着民众物质财富获取的渠道和方式。对民众给予充分尊重的生产模式将大大提升民众摆脱贫困境遇的主动性，使其积极参与反贫困实践行动。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保障，是社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当前一些地区过分追求农业市场化，不顾地区发展历史和实际，凭借部分人员的意志盲目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位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农户陷入日益贫困的处境，这是典型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23]可见，此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层制中的“长官意志”促成的，“长官意志”强加于地区生产发展模式的制订过程，直接导致民众在生产模式决策中的“失语”，进一步消解了民众在参与生产模式创建过程中的实质主体性，剩下的只有形式化的参与或盲目从众式的响应。

就消费而言，民众的消费结构往往与其价值观密切相关，即我们购买的物品一般都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如果消费结构不合理则折射出购买者在价值观层面有需要调整之处。消费的金额、种类是否符合收入和财产积累的实际，则可看出消费者的决策是否理性。理性化的消费应该是量力而行并有一定的积累意识的，尤其是贫困群体所在的地区在自然、人文方面带有较大程度的脆弱性，为生计进行适当积累是必要的行为。消费者还应当区分何为表面的“需要”，何为实质的“需求”，应该对自身的消费行为拥有一定的控制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整体模式的加快和加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风靡我国各个地区，覆盖各个阶层，经济相对处于弱势的贫困群体也不例外。主张及时行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扩大内需拉动城乡消费的国家政策相配套，同样加剧了本就不富裕的消费链底端的民众日趋贫困，即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致贫。[24]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一方面与贫困群体自身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浸染而影响消费行为从而导致非理性消费行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和市场两大主体分不开。国家推出的消费导向政策尽管有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但其对一些脆弱性较高的贫困地区的外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市场中企业出于利润和利益考量而不断进行市场扩张，也较大程度上加剧了“消费至上”等意识形态在贫困群体中的传播和强化。(www.xing528.com)

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显现度较高的，人们能够辨别所处的生产模式并能看到消费模式留下的痕迹，但是生态模式就不如这两种模式般易于感知。长期以来，生态模式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然而其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环境，这一悖论不仅在贫困地区存在，也广泛存在于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社区的生态模式象征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关系人们的生存状况，其对人们经济状况的影响更为直接，如自然灾害的发生将持续冲击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往往具有本身的脆弱性，如果再加上人为因素导致的脆弱性，那么贫困地区的生态模式的不可持续就将成为难以逾越的困境。迄今人类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向人类表明，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对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恶性后果。贫困社区生态模式的不可持续主要表现在：为了赚取更多现金来应付日益增长的教育、医疗、生产等支出，农户不惜破坏自然环境，如无节制地开荒砍树等；为了保证农产品外表吸引消费者，农户不惜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大部分科学研究以企业服务为导向，牺牲了物质的多样性，为了增产增收，盲目改变物种基因等。[25]

目前来看，就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生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介入而言，国内的绿耕城乡互助合作社等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可以说是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社区的有益探索。如上文所述，该团队在长期扎根农村社区了解贫困现状之后，将农村贫弱状况和“越扶越贫”怪象的根源归结于农村社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而提出优势视角和以资产建设为核心的实践模式，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向：首先，强调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充分发掘社区中可资利用的优势、资源；其次，建立关系，重构社会工作者与民众及正式社区居民组织的关系；最后，树立希望，激发服务对象的乐观和积极情绪。该团队意识到过分强调生产模式、社会生活抑或生态环境任何一方的单方面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认为建立一个“另类市场”有助于突破被先进—落后、城市—农村二元对立起来的现代化框架下的发展困境，最直接的行动就是创建和经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直接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起来，双方互惠互利，实现经济、文化和生态链条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应该覆盖如下角度：针对社区贫穷和经济发展，保证需求和价格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从而便于农户生产计划而降低市场风险；农村生活多样化，劳动力分流为外出务工群体和留下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群体；城乡居民通过生产消费合作组织进行直接沟通，减少生产、消费链中间的剥削环节。社会文化方面，重视并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建立城市与农村之间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构建城乡生活共同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生态环境方面，保障农户基本收入以减少其无节制开垦等非理性的破坏生态的行为；增强贫困群体的生态保护意识；减少化学制品在农业生产中的盲目使用；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的农作物。[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