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贫困农民致贫原因及其根本原因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问题。[29]由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排斥和人们面对风险的脆弱性，农村贫困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2015年12月1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有42%，因灾致贫的有20%，因学致贫的有10%，因劳动能力弱致贫的有8%，其他原因致贫的有20%。绝大多数贫困社区或者贫困群体致贫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为了更好地制订帮扶计划，我们根据贫困的相关理论解释，将致贫的原因分类分析。

个人主义贫困论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个人而不在于社会，有学者[代表人物是凯慈（Katz）]将其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原理来解释贫困现象，认为贫困多由个人自身的懒惰造成，如果一个人陷入贫困，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他自己，他要对此结果负责。如今，我们通常将个体贫困的原因分为三种：（1）个人或者家庭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接受的最低标准，这类贫困既与贫困线的划定标准有关，又与残疾和低保等救助政策落实不到位有关；（2）贫困人口的内驱动力不足，人生态度消极，缺乏明确的规划和目标，且持有“等待救助”的消极思想；（3）由于权利和能力不足引起的贫困，比如说与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相关的权利和能力的缺失。

社会结构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发展出现的短缺和困难造成的，学者们从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福利制度从微观视角探讨了贫困的原因，由于过多的福利开支，限制了财富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阻止了穷人贫困状况的基本改善；社会制度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贫困的原因，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社会性贫困是由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也可以被称作分配性贫困，如权利、政策、就业、观念、贫困背景、人口学特征和个人行为特征等，都是社会性贫困的成因。[30]

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人环两因论，该理论认为贫困是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个人原因在于个体的不能、不为、无准备和不守规矩，社会原因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31]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个人本身，而且与社区周边的环境、社会制度及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一个家庭的贫困除了有个人的身体残障、习惯性懒惰等个体性原因外，还有低保政策落实不到位等社会方面的原因。

贫困首先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匮乏，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基本物质生活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绝对贫困。近年来，贫困由最初单纯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基本表现为收入水平低），转变为多维度地表现在个体生活上不能达到社会一般水平、发展能力不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逐步被社会边缘化，长期生活在特定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中，失去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能力和机会的一种生活状态。

从发生机制来说，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和心理问题。精神贫困表现为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持有“坐等救济”“扶贫就是给钱”等消极的思想和错误的认知，有些贫困者或者家庭会主动通过失业或者消极就业以获得政府的贫困救助。贫困文化论反映的是物质贫困的精神实质，是指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调试人与环境关系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贫困阶层特殊的价值观念、心理机制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括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于现状的幸福观，重农轻商的生产观，保守落后的劳动观，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靠、要”的度日观，不经济的时间观等。

在我国农村，贫困表现为低人均收入、低生产率、低物质供给等外在形式，而背后隐藏着文化贫困、知识贫困、权利贫困等，这会使陷入贫困的居民更加趋于保守。出于对贫困的无力对抗，贫困群体逐渐适应了墨守成规、消极被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日积月累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适应更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贫困，使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必须借助外力的干预，才有可能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状态，避免形成“福利依赖型”脱贫，以及世代相传的“代际传递型”贫困文化。(www.xing528.com)

根据处于贫困状态时间长短的不同，可以将贫困分为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无论是哪种模式的扶贫，都倾向于更多地关注长期贫困者或者贫困家庭，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短期贫困者。例如，有些居民由于生病等突发性事件而陷入贫困，但由于缺乏制度化或者临时性的认定程序，本应该快速得到救助的个体或者家庭由此陷入长期贫困。对社会工作者来说，要尽快识别和找出这些个体或者家庭，根据他们的需求为其提供救助，避免因拖延而造成他们长期陷入贫困的处境。

贫困生涯转折点理论表明，在人生的特定阶段进行干预，既可以预防贫困的发生，也可以让陷入贫困的人尽快走出贫困。如果是地区性贫困，那么主要原因不在个人，而可能在于外在政策、环境等因素，此时就应该仔细分析究竟是自然环境恶劣导致贫困还是公共管理或社会服务不足引发了贫困，或者是兼而有之。如果具体到个人或家庭，那么个体性因素致贫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就应该分析是残疾、生病等客观因素导致贫困还是自身动力不足等内在因素导致贫困，应该找出致贫的根本原因，进而采取对应的扶贫措施。

根据贫困的显现形式（或真实情况）可以分为显性原因和隐形原因两类。显性原因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致贫的真正原因，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例如，我们往往认为老年人由于丧失劳动力导致贫困，但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而陷入困境，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深层原因可能是由于老年人与子女分离，得不到子女的经济资助而陷入物质贫困，缺乏子女的陪伴而产生精神贫困；比较糟糕的情况是老年人与子女发生矛盾，家庭关系不和谐，子女没有及时给老人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而导致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必要的保障。[32]

我们可从多种维度对贫困的理论进行解释，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对致贫原因的分类，大多数情况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正如上述分析所提到的，致贫的原因是多维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呈现，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应找到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同时兼顾其他致贫原因。比如，因病致贫的关联因素包括：一是因家庭成员患病或残疾可能使家庭失去了支柱性的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不仅是患病者或残疾者个人，整个家庭生态平衡都由此被打破；二是患病者或者残疾者的治疗和康复，特别是大病治疗，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三是大病救助的动态性、及时性非常重要[33]，如果一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患病或者多人患病，在家庭缺乏经济来源的同时，会引发孩子的教育中断、老年人的赡养失去保障等连锁反应。因此，在制订帮扶计划时，要综合考虑各种致贫原因及多种因素的组合差异，以整个家庭作为服务对象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

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等客观标准去衡量贫困，但贫困者自身对贫困的感受和认知对扶贫工作也有着重要影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贫困问题研究专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Lavale）在2012年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对贫困问题的测量应该纳入个体对贫困程度的感受，可以据此划分出“社会主观贫困线”。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外界对贫困的标签化对贫困群体造成的影响，其实每个人都不希望陷入贫困，一旦被贴上贫困的标签，会让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同时会进一步助长他们“等、靠、要”的思想。[34]

为了准确把握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社会工作者必须对贫困社区或者家庭进行专业性评估，将贫困问题置于整个家庭或者社区乃至更大的生活环境中进行分析，从贫困群体的视角来审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同时遵循个别化、差异化的工作原则，能够因服务对象需求和致贫原因的多样性及原因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寻找核心原因并判断其可变性。如果该因素可以改变就采取行动积极改变，如果该因素不可改变则寻找可以改变的方向，尽最大努力为贫困者提供具有针对性、多元化的服务，这与精准扶贫中“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工作理念一致。在科学且系统地分析致贫原因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相对可行的介入方案。[35]在整个社区介入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该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尽可能避免给社区居民贴上贫困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