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剥夺理论与增权理论：反贫困的新思路

增权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盛行，该理论旨在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增权理论涉及无权、去权、增权等核心概念。增权是一个过程，可以促进个体提升正向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概念，增加自信，从而获得更多的政治及社会资源。齐默尔曼（Zimmerman）、珀金斯（Perkins）等学者认为增权涵盖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次：第一，个人层面的增权涉及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第二，组织层面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第三，社区层面的增权则包括受到增权的组织、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平地考虑多种观点等。[15]具体到实践中，弱势群体的增权可以划分为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1）个体增权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2）人际关系的增权通过人与人之间积极的相互影响，达到相互间的自我权利和能力的提升；（3）社会参与的增权大多直接以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出现，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16]增权有两方面手段，即教育增权和信息增权，通过保障信息的对称及借助教育批判性的增权，激发弱势群体的内在潜能，进而通过行动实现改变。

贫困剥夺理论揭示了“贫困的实质源于权利的贫困”，增权理论则为反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即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赋权来保障贫困人群享有基本的政治与公民自由，获得基本的生活需要、教育、医疗卫生等权利。可见，增权理论的核心超越了经济层面，从权利层面为贫民“赋权”，其显著表现在：通过对获得资源和参与决策发展活动的权力再分配，为贫困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参与和决策权力，从而使贫困群体真正获益。[17]增权理论承接贫困剥夺理论，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实践途径，启示社会工作者关注并打破贫困群体的“无权”状态，通过赋予“权利”，从个体增权、组织增权和社区（制度）增权入手，激发他们内在的能量，鼓励他们参与资源分配和社区决策，通过自助、互助来改变贫困的处境。

参与式发展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快速收集农村信息资料的方法，是对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的一种反思，该理论质疑发展的主体及真正的发展是什么。该理论强调目标群体全面参与项目和发展活动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主张将目标群体置于主体地位，关注当地人的经验与智慧，重视赋权和参与多方的信息共享与共同受益。[18]参与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世界银行曾将参与定义为：参与是项目利益相关群体能够通过它影响、共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和相关资源的过程。[19]这一定义强调了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将利益相关群体归于主体地位。奥克利（Oakley）和马斯登（Marsden）把参与归纳为四个方面：（1）参与是人们对国家发展中一些公众项目的自愿贡献，但不参加项目的总体设计、不批评项目本身；（2）对农村发展来说，参与包括人们在决策过程、项目实施、利益分享及项目评估中的介入；（3）那些被排除在对资源及管理部门控制之外的人们，在既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资源及管理部门施加控制和影响；（4）社区参与是受益人为改善其生活条件而主动影响发展项目实施及方向的过程。[20]因而，参与式发展可以有多种理解：它可以是当地居民配合参与国家已经决定了的公共项目的执行过程并做出贡献；可以是比较轻度地参与影响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方向；也可以指比较深度地参与影响资源和管理部门的控制和计划；还可以是深入地参与决策、控制发展的方向和分享发展的利益。[21]各方主体参与程度的多少更多地取决于项目本身的目标和意义。参与式发展将外部干预与内部发展相结合，强调对贫困群体的赋权，充分挖掘贫困群体作为主体的潜能，激发他们在参与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发言权。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从中汲取主要元素，在反思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并挖掘贫困群体的自主性，充分赋权，强调通过在逐步深度的参与过程中激发意识，重塑自我概念，打破贫困的枷锁。

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但至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布迪厄（Bourdieu）把社会资本看作相互熟悉的人所组成的关系网络，是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科尔曼（Colleman）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由人际关系结构中的各要素组成且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帕特南（Putnam）提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林南从社会资源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有回报价值的投资，在社会结构中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资源。[22]虽然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仍有共同点：其一，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新的概念工具，这个概念工具具有积极功效；其二，他们承认社会资本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关系网络、信任、规范及社会声望等。[23]乌沙·乔治（Usha·George）指出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了不同观点之下的有关社会资本的共同命题：互助、信任、社会准则、共享、参与及关系网络。[24](www.xing528.com)

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做考量。微观层面上，社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区居民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获取资源的能力，包括信任、亲情、信仰、参与、互惠等，也可以被称为个人社会资本。中观层面上，社区社会资本指社区社会网络形成中的作用，即社区组织的关系网和动员能力，包括规则、参与、信任及以组织名义发生的各种联系，也即组织社会资本。宏观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是指社区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将社区视为一个整体，在嵌入社会系统时所依赖的法律、制度、规则及网络等，这一层次的社会资本具有相当明显的公共产品性质，也可以称之为群体社会资本。这三个层次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25]

社会资本理论注重社会网络，重视发掘关系网络之下潜在的互惠、信任、参与、联系等资源，这些都给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带来巨大的思考空间。社会工作强调互助的志愿精神，社会资本理论则与这一理念相契合，重视贫困群体之间的互助和关系，强调关系的信任、互惠。因而，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贫困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促进建立友好互助的人际关系，借助合作社、小组活动等，通过相互之间的信任、帮助、参与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理解社区概念对实现贫困地区“共同体”的打造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育社区互助、信任和友好的文化氛围和支持精神。贫困处境理论和贫困剥夺理论为解释贫困的成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结构与环境的束缚，权利与能力的剥夺，这些关注点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前提，尤其对贫困人群致贫原因的分析与评估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强调关注贫困群体的个体和宏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打破微观与宏观的割裂；增权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则更进一步为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赋权、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参与、互助、信任等构成了实践的关键词，为激发贫困群体的自我脱贫能力、参与能力、合作互助能力提供了实践思路，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人群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整个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