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社会工作：社区为主体，问题与需求为关注点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及其发展为整体，兼具提供个人服务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在扶贫的过程中，采用整合的方法来开展专业服务，重视贫困群体的内在动力与潜能，支持贫困群体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重视贫困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进步，从而实现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社区既是开展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场域，也是社会工作评估和开发的对象，社区不仅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也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以社区为主体强调的是以社区为本，将社区置于服务模式的中心，关注的是社区中的人、资源与社区的整体发展，注重贫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综合发展。社区是贫困群体经常互动的场所，也是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的载体。通过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的努力，社区有多种改变的可能性，如培养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决能力，培育社区互助体系等，这些改变始终围绕促进社区整体进步的目标而展开。

以社区为主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社区的资源与优势。社区问题的解决和需求的满足，不仅需要外部资源的注入，更需要内部资源与优势的整合与运用，因而以社区为主体强调整合社区的内部和外部资源，激发社区原本的优势，通过社区的内生力量来化解社区的困难。二是关注社区的实际问题与需求。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要实现脱贫，社会工作者必须精准把握贫困的根源。社会工作者依据社区的实际状况，通过实地观察走访，与当地贫困群体沟通互动，逐步发现真实的问题并识别具体需求，从而开展一般的或是个别化的服务。三是关注社区中的人。社会工作为人提供服务，所以在开展反贫困工作服务时，社会工作者应以贫困群体的问题和需求为出发点，尊重贫困群体的意愿，运用接纳、非评判、个别化的社会工作价值原则来理解贫困人口的现实处境，不仅注重贫困人口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强调对个体能动性的调动，重视脱贫过程中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总而言之，以社区为主体，也就是一切以社区为核心，从社区及其整体发展出发，促进贫困地区的完全脱贫和可持续发展。

优势视角改变了从传统病理学角度对服务对象缺陷和不足的关注，强调重视实践过程中服务对象所具有的资源和优势，从而挖掘和培养服务对象的潜能。“优势、赋权、成员资格、抗逆力、治疗和整合、对话与合作、悬置怀疑”构成了优势视角的重要概念，抗逆力是优势视角理论的核心理念。抗逆力是个人面对各方面不利因素时采取的抗争性、建设性方法的能力，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和资产，能够引领身处恶劣环境下的个体懂得如何利用不利条件，产生正面的结果。[64]社会工作者在反贫困实践中关注整个社区环境，通过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及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来增强个体的抗逆力。增权理论注重对个人潜能的发掘，鼓励服务对象在面对不幸和痛苦时，超越环境束缚，激发自己的潜能。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增权理论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弱势群体”的认识，强调服务对象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65]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与增权理论开展反贫困实践，形成了关注社区优势和社区增权的取向。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评估社区的资源，挖掘社会资本，构建社区互助网络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充权、增权的方式，激发贫困群体发挥优势，让贫困群体打破无权的状态，并借助宏观的政策倡导保障贫困群体平等地享有各种机会与权利，实现社区增权。

在实践中以社区优势和社区增权为取向，主要体现在对贫困群体的优势挖掘和个体增权。以优势视角看待贫困群体，能使社会工作者跳出问题视角的局限，关注贫困群体自身的可利用资源、自决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内在优势。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会更加重视贫困群体自身社会资源的拓展与运用，这有助于提升和肯定贫困群体的价值和尊严，激发他们的内生力量。增权视角则启迪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重视贫困群体能力建设的相关服务，实现增权的目的。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应该坚持：第一，与贫困群体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二，强调贫困群体的优势与能力；第三，关注个人及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双重焦点；第四，承认贫困群体是积极的主体，具有相互关联的权利、责任、需求、要求；第五，利用自觉选择的方式，把专业能量给予被去权的贫困群体。[66]优势视角和增权理论为社会工作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促使社会工作者从挖掘优势和提升能力入手，打破贫困群体无权的状态，帮助个体获得平等的机会。

以社区可持续发展和能力建设为理念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脱贫工作的过程中强调贫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注重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关注贫困人口自我能力的提升和整个社区的增权，避免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发生返贫现象。一方面，贫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社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社会工作者与其他主体合作，在评估和分析贫困地区优势和需求之后，根据当地的特色，衔接适当的产业项目，培育当地的合作组织。其一，以产业扶贫为基础，依托当地的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收入；其二，培育合作组织，调动贫困群体的参与，通过参与合作组织和项目产业，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和自身技能，增进彼此的归属与认同。如此，不仅推动了贫困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从而有利于形成社区文化氛围和自助互助的精神，实现贫困社区全方位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循环过程，社会工作者在脱贫服务中通过宣传、教育、对话、组织参与的形式，激发贫困群体的责任意识和脱贫动力，唤起他们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组织他们参与脱贫建设，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激发他们内在的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树立希望与自信并培养自决的能力。通过这样的循环，贫困群体逐步增加自信、提升积极性、发展自我意识，个人的能力在参与中也逐渐提升。因此，个人能力建设实质上指的是对贫困群体在自我提升能力、能动能力、参与能力、自决能力四种具体能力方面的培养，这四种具体的能力能够帮助贫困群体逐步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其自我脱贫、自我发展的能力。

以社区进步和个体发展作为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目标，既从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出发，打破了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割裂，有助于为贫困群体提供个别化的专业服务，又可以促进整个社区环境的改善，实现社区的公平正义。这一目标有两层含义：一是个别化需求与基本需求的满足，二是倡导社会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进步。个别化需求与基本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发展的基础，从微观的个体出发，强调的是对个体提供的专业化服务。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工作，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救助服务，包括心理疏导、精神慰藉、资源衔接、心理支持、关系调适等。然而，不同贫困地区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实际需求有所区别，而且贫困群体复杂多样，涵盖了易地搬迁的贫困群体、留守儿童、特殊困难老年人、特殊困难妇女、不良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社会工作者要为不同地区的不同贫困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并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个性化问题。倡导社会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进步是基于宏观视角下对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思。社会工作要注重保障贫困群体都能够享受基本社会服务的权益和平等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社会工作关注贫困群体的积极参与及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的意识觉醒和能力提升，反思政策制度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及时向政府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并不是对立的、割裂的，而是一个互为统一的过程。社会工作者与贫困群体直接接触，可以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真实状况，也可以借助调查深入了解政策实施的状况，为政策完善提供反馈；而反过来，政策的完善可以给社会工作者和贫困群体更多的资源，如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更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所以说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其实质上也是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一个关系互动。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整合多元化的服务方法，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需求。首先，在干预层面，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方面入手，开展反贫困工作。就贫困人口及其家庭来说，社会工作者主要为他们提供自我意识觉醒、自我能力提升、技能培训等专业服务，增强他们的抗逆力，最终实现助人自助。在贫困社区方面，社会工作者整合社区发展的多种模式，依托社区资源，开发相关经济产业，培育当地的合作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搭建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等。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当地贫困群体的实际接触，评估和反思政策的实施状况和效果，发挥社会工作倡导的功能，反馈政策的不足并挖掘进步的空间，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进步。其次，在实务模式上，强调多种实务模式的整合使用，如结合地区发展模式、社区照顾模式、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等。具体到反贫困领域，可以采取地区发展模式结合产业脱贫的形式，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将社区为本的理念与社区照顾模式融合，解决贫困地区特殊困难老年人的问题。最后，针对减贫的整体规划与要求，社会工作者整合个案工作方法、小组工作方法、社区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政策研究、社会工作行政等多种方法开展具体的脱贫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脱贫实务的过程中，应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灵活整合实务方法与模式并恰当运用。

综上所述，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围绕着社区可持续发展和能力建设的理念，以社区及其整体发展为主，关注社区中的人和资源，从优势视角和增权理论出发，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挖掘社区的潜在资源，激发社区的内在力量，从而促进贫困者的个人发展、实现整个社区的脱贫与发展。

[1] 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相对于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后被称为旧济贫法。

[2] 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3] 救济费以济贫税、志愿捐款和罚款作为主要来源。

[4] 房列曙、陈恩虎、柴文杰：《社区工作》，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5] 周沛：《社会工作概论》，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6] 江立华：《社区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7] 原名“组织慈善救济与抑制行乞会社”，后易名为“慈善组织会社”。

[8] 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9] 徐永祥：《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10] 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1] 江立华：《社区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2] 社会服务包括照顾女童，如邀请母亲带孩子来洗澡、修建公共游乐场专供儿童玩耍；服务男女青年，如建立体育馆、咖啡馆、女子公寓、女子俱乐部等；提供文化活动，如增加画室、美术馆、音乐厅、戏院等；改善公共卫生，如修建阴沟、下水道等。社会改革包括关注童工、女工问题，要求州政府通过工厂法、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并规范工厂卫生设施的标准。具体参见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三版）》，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6页。

[13] 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三版）》，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6—27页。

[14] 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页。

[15] 钟仁耀：《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5页。

[16] 贫困文化论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贫困现象存在的根源，认为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1946年，美国学者艾利斯·戴维斯在《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有关“贫困文化”的思想。1959年，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证研究》一书中，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详细论述了“贫困文化”的概念。

[17] 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419页。

[18] 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19]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

[20] 江立华：《社区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21] 江立华：《社区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22] 类似如今的儿童福利、老年福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等各种福利。

[23]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

[24] 徐永祥：《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5] 李迎生、徐向文：《发展型福利视野下中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基于一个本土化分析框架》，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26] 李瑞华：《贫困与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以内蒙古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27] 反贫困政策阶段是在查阅政策文件和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划分的，具体参见李瑞华：《贫困与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以内蒙古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70页；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2页；何植民：《社会政策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155页。

[2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10-15）[2019-7-5]，http://www.chinanews.com/2001-10-15/26/130338.html。

[2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10-15）[2019-7-5]，http://www.chinanews.com/2001-10-15/26/130338.html。(www.xing528.com)

[3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10-15）[2019-7-5]，http://www.chinanews.com/2001-10-15/26/130338.html。

[31]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9-7-1）[2019-7-5]，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bwcxljsm/70znxc/201907/t20190701_1673373.html。

[32] 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3-6）[2020-3-10]，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6/content_5488151.htm。

[33] 光明日报：《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2020-1-24）[2020-3-10]，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4/content_5471927.htm。

[34] 国家统计局：《方晓丹：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2020-1-23）[2020-3-10]，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23_1724700.html。

[35] 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2019-8-9）[2020-3-1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9_1690098.html。（注：①②注释中的“省份”是包含“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称。）

[36] 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载《学海》2016年第4期。

[37] 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载《社会工作》2016年第3期。

[38] 向德平、程玲：《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脉络、特点及其在反贫困中的运用》，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9] 蒋国河、平卫英、孙萍：《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村反贫困实践——W县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案例分析》，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40] 陈涛、杨锡聪、陈锋：《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及实践》，载《新视野》2018年第4期。

[41] 王思斌：《农村反贫困的制度—能力整合模式刍议——兼论社会工作的参与作用》，载《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42] 张和清、杨锡聪：《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43] 李迎生、郭燕：《推动社会工作精准介入反贫困实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44] 钱宁、卜文虎：《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兼论农村社会工作的策略与方法》，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5] 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46] 钱宁、卜文虎：《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兼论农村社会工作的策略与方法》，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7] 钱宁、卜文虎：《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兼论农村社会工作的策略与方法》，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8] 央视网：《民政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下降22.9%》，（2018-9-1）[2019-7-5]，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901/c1004-30265649.html。

[49]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50] 国外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更多的是从个案层面介入的，而国内的学者更倾向于社区层面的介入，致力于社区经济整体性改变。具体参见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51] 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52] 社区环境的整体改善指的是贫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的全面综合发展。

[53] 张和清、闫红红、尚静：《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综述》，载《学海》2019年第2期。

[54] Ehrenreich J H. The Altruistic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55] Meyer C H， Clinical Social Work in the Eco-Systems Perspectiv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Rosenblatt and D. Waldfogel （eds）. Handbook of Clinical Social Work.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83.

[56] 张和清、杨锡聪：《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57] 张和清：《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务模式探索——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载《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58] Margaret A， “Forging a New Paradigm for Australian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Rural Society， 2015， Vol.15, No.3, pp.277-284.

[59] Vance C， “Toward a Radical Model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2017， Vol.28, No.1, pp.2-5.

[60] 张和清、闫红红、尚静：《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综述》，载《学海》2019年第2期。

[61] 吴越菲、文军：《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重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62]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63] 姚进忠：《社区为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建构》，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4] 文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80页。

[65] 文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80页。

[66] 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