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业人才：谋事在人，道德至上

无论是功崇惟志，还是业广惟勤，最根本的无疑是谋事在人。医药业比之于一般的行业，职业的专业性要求更加严格、专业化特征更加明显，药业经营人才不仅应懂医知药，更要重道厚德。在这方面，宁波药商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成功实践，除了自古就有的家族传承，更多的是收徒授艺、寓教于业，从而培育了一批批职业医药经营人才，形成了数量可观、业务精湛、堪当大任的医药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充分保证了药业事业的后继有人与生生不息，也相当程度地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财富与家业魔咒。

严格的收徒授业制度

药店的规模大小决定着市场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一般的药业经营商都会由较小的药室起步，一边积累资金，一边积累声誉，当达到一定的发展条件时，必定不失时机地转型升级为药堂、药铺，扩大经营规模，走向工贸一体，有的甚至增加分号。这样一种扩张模式，不仅需要更多的帮手帮助营业，更需要培育后备力量提供人才支撑。学徒制是我国古代不少传统行业的普遍做法，药业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店家对收学徒有着更严格的规矩，这既有医药行业职业要求高的原因，也有医药行业机密性强的特殊性。所以，如果想到药铺店家学徒谋生，首先必须找到介绍人——保头人，一定程度上店家是看保头人的来头与面子的，这不仅体现着信誉，也带有连带责任的意味，如果学徒出现闪失，保头人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这样就能有效地制约学徒工的工作与纪律。之所以这样做，绝对不是简单的注重社会关系，搞裙带关系，而是因为炮制加工有着秘不可宣的机密内容和各家各户的独门之法，这些环节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因此，即使收为了学徒，师傅通常也不会马上把所有技巧都传授给你，一般会按浸泛、炒炙、煅制、切制、研磨、合成等不同工序，循序渐进，逐项传授，并视学徒的综合人品和职业潜质来决断授艺进度和传授的程度，学徒期通常为3—5年不等，从烧水拖地等勤杂活做起，再进入认药、拣药、洗药、晒药、送药等涉药环节，最后量才录用，落到帮工、师傅或先生等不同的岗位。以刀工为例，分必、有、我、师、业、精、于、勤等八个代号进行授艺传道，由头刀统领。店内各岗位层级分明、职责清楚，必须各司其职、忠于职守，采取有赏有罚、绩效挂钩等措施。一般店中设有老大、副大，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副经理，老大掌握全店各类事务，对老板负责，副大协助老大工作；下设内、外账房，管理进出财务；再下分设部门，其负责人称头脑，根据部门职能可配备助手或再细分部门。

通行的分家不分店机制

根据自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子孙的繁衍，药商的家业必然会出现代际传承。这方面，宁波药商建立的是分家不分店的机制，平分家产，共同经营，代代传承。如绍兴震元堂相继传七代，且一直在原址营业。温州叶同仁堂自创办到实行公私合营，始终打“本号仅此一家并无分出”的旗子，在提醒消费者注意冒牌的同时，求得更多的信任。北京同仁堂相传更是多达十三代，根深叶茂，不断壮大。然而，分家不分店并不是大家合在一起吃大锅饭，为此各家有各家的治略。震元堂实行的是股份制，虽然共有资产分到了各家各户名下，但所有股份都在账上，原则上只按股份享受每年按时进行的分红发息，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如遇特殊急用的情况，也允许退股清款。温州叶同仁堂则推行“公堂”制度，即逐年在药业盈利中提留置产，建造家庙性质的“崇敬堂”，俗称“公堂”，推族长主持堂务，全权负责家族内部财产保值增值、管理分配等一概事务，雇用账房、管收等专业人员协助组织实施。之后，他们还将这种家族家产的“公堂”管理制度推广到了药堂的经营管理之中，成为行之有效的家族共同经营管理模式。相对于震元堂和叶同仁堂，北京同仁堂通过家训堂规卓有成效地管控着庞大的经营机构，其中最核心的有以下三条：一是不准任何人用“同仁堂”的字号在任何地方开设分号，因为“同仁堂”本来就是为皇家御用的，具有不可分享性和排他性，这条禁例就保证了品牌的纯正性；二是乐家各房可以自立门户，准许向同仁堂拓印“乐家老铺”匾额悬挂于新开的店铺上，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双商标制，表明这才是乐氏家族合法经营的分店或联号；三是自乐印川开始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经营管理制度，即同仁堂自采购到配方、从秤药到包装等一切业务概不假手外人，包括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等，同时规定子嗣不允许经营药业之外的其他业务，这样就避免了非乐氏参与的合伙经营制所出现的弊端及见异思迁可能对同仁堂带来的冲击。(www.xing528.com)

自觉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体制

无论是家族式股份制，还是聘请老大负责药铺的经营管理，实质上反映的都是宁波药商较早地尝试和稳步地实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这种情形，既在宁波药商自己的药业活动中存在，也在宁波药商之外的药业领域存在，最典型的是胡庆余堂。翻开胡庆余堂的历史，它确由著名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出资开设并亲自营建，但究其具体运行，不难发现：胡雪岩本人其实从未直接深度涉足过药堂业务，真正掌控经营管理的始终是宁波药商，特别是慈溪药业界的专业人士。受命负责筹办胡庆余堂的是曾担任松江余一成药号经理的慈溪药商余修初，正式营业时所聘用的第一任经理也是慈溪药商翁宝珊。胡雪岩过世后，胡庆余堂也由独资经营演变成合资经营，不仅合伙人中慈溪药商占了主体，有陈楚香、徐斌辉等，而且经理职位也是长期聘慈溪药商担任，包括冯挺五、魏洪范、陈楚香等。特别是俞绣章受命于危难之时，自1935年开始升任经理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不仅自身被业内外尊称为“江南药王”，而且还挑选培养了“一代药王”冯根生。难怪《杭州医药史》得出了“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皆慈溪人在本市经营的大药行”的结论。

通过以上多个视角的历史透视，我们可以立体地发现：宁波药商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源源不断，主要原因是宁波药商在办药制药卖药的产业链中巧妙地依托药业本身，多层面地形成了药业人才的培育体系，既较好地解决了一店一铺的专业人才之所需，又无意之间为整个医药行业的人才之需作了充分的储备，有了市场需要的人才储备与供给和人才需要的市场环境与市场机制，也就不难理解宁波药商能够如此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国药业执牛耳的地域群体和国药业人才的大 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