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利苍生：宁波药商以仁济世的商道之路

关于宁波药商，世人和业界一致推崇的是其为仁的执着理念和具体实践。本书已在其文化品性一章中作过相关分析与论述。行商与为仁，本来被认为是互相排斥，至少是比较难以协同的两件事情。但宁波药商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承认行商固然是为了牟利的同时，吐故纳新、别开生面，义利兼顾、道术并修，旗帜鲜明地主张牟利也无妨行仁，走出了一条以仁济世、药利苍生的儒商之路。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专门为长安的一位药商写过一篇传记——《宋清传》，作者饱含热情地赞扬了宋清居善药、行仁义、为富积德的优秀品质，旨在改变人们对医药人只知欺诈牟利的偏见，在为医药人正名的同时，更为后世药商树立了崇高的职业标杆。兹节录于后：“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讎，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

我们认为，宋清虽不是宁波药商，但堪称药商之旗帜和药业之骄傲。在对宁波药商的历史观照中，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宁波药商颇有柳宗元所推崇和赞誉的药商宋清之遗风。宁波药商在办药业商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为仁思想，包括了存仁、同仁、宏仁、达仁等，以至以仁济世、药利苍生、商安天下、爱人成仁。这不仅体现了宁波药商对药业特点的深刻理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的思想，而且也间接表达了他们独特的义利观——利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们在行商施药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义举善行，无声地诠释出了以仁行义、以仁济世、以仁制药、以仁立业的儒商文化精神。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同仁堂和绍兴震元堂——

在许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仁”上。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绝不偷工减料、坑蒙药客。1849年八月初八，同仁堂制药车间，时任堂主乐平泉遇到了一件恼人的事：车间只剩乌鸡十余只，若不及时补充，知名产品乌鸡白凤丸的生产将受影响。情急之下，有伙计建议：纯种乌鸡特别不好找，稍微有点儿杂色的可不可以用？乐平泉不假思索地断然予以拒绝。不久，又有伙计建议：实在没有纯种乌鸡，临时用有点儿杂色的鸡代替，应该不会影响药品的质量。说这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乐平泉看着他，并没有回应他的建议，只是问：“你到同仁堂药铺有几年了？”年轻人回答说三年。“那你不知道同仁堂药铺的规矩吗？选料必须上乘！”乐平泉语气十分坚决。年轻人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这更让乐平泉感到惊讶和忧虑：药料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处方的疗效，先人乐凤鸣在创办同仁堂时曾承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这承诺怎么能丢？乐平泉吩咐伙计，立即到顺义、平谷等地购买纯种乌鸡，如果买不到，暂停乌鸡白凤丸的生产。如果说，这些成药的生产环节一般民众不易体验的话，那么代客煎药、开展邮购及热情周到的服务就会感同身受了。代顾客煎药是同仁堂药店的老规矩，冬去春来，尽管煎药岗位上的操作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从未间断，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对此，同仁堂上下如数家珍，如在1985年，当时每煎一副药就要赔5分钱，但药店为方便群众，把这一服务于民的做法坚持了下来。现在药店每年平均要代顾客煎药近2万副，此举深受患者和顾客欢迎。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仁堂就有了邮购业务的雏形，1949年后成立了邮寄部，对各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应，深得人心。1954年同仁堂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对症的药品，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接待上千万人次。1984年，有一位外地顾客来门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事后，备受感动的购药顾客，由衷地投书称赞同仁堂可贵的风格，认为像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大药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小买卖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宁波药商的这种以仁济世、药利苍生的职业境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已经成了他们内心不可动摇的企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精神和宁波精神，深深地刻印在宁波药商营商卖药的整个过程中。如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具有抗病毒作用的板蓝根一药难求，市场上板蓝根药价飞涨。同仁堂门口聚满了前来求药者，奇货可居，但同仁堂丝毫不为所动。再如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抗非典中药供不应求，当时的安国药市号称一天出一个百万富翁，同仁堂毅然拿出1000万元来平抑中药市场价格，供应了北京地区近一半的用药需求，而且为了增加市场供应，同仁堂甚至停掉其他产品生产线来保证抗非典中药的生产。又如2006年初，由于长期干旱，供应澳门饮用水的珠海市水库发生海水倒灌，致使珠海、澳门出现了长达四个月的“咸潮”期，自来水全部成了咸水，根本无法饮用，澳门同仁堂药店素有代客煎药的服务，平时用自来水煎药还没有什么问题，“咸潮”期用自来水煎出的药全是咸的，不仅苦咸难以入口，还影响药效。自来水不行，只能用纯净水，澳门同仁堂店经理赵学成果断决定，改用纯净水煎药。但彼时珠海、澳门的矿泉水、纯净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时常脱销。用纯净水煎药可以保证疗效，但增加的费用谁来买单？赵学成决定由同仁堂买单。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想到了同仁堂过去几个世纪里在面对义利相争时同样的取舍。“同修仁德，济世养生”是同仁堂三百多年来不变的信念，当义利相争时，他们不会去计较利益而有愧于公义。令人可喜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诚信故事，已经出现在了小学四年级《品德与社会》的教材之中。这是一个强大的信号，表明国家正在将同仁堂“仁”的企业精神和社会责任传承给祖国的下一代。（以上有关内容摘编自《同仁堂：三百年三个词》）(www.xing528.com)

就这样，宁波药商在斗转星移的历史沧桑中，牢牢地把“仁”的中医药文化厚植到了企业经营发展的全过程，并不断地发扬光大。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这种文化也随着中华药业远播到了海外国家和地区，如今同仁堂在其落户的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当地最大的中药店，而且装潢讲究，体现出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人文气息。在台北新店里，有不少顾客感言：“来这买药，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特别是这些历史和文化展区，看起来就像一个中药文化博物馆。”作为一个生产中药产品的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将海外开店、中医药史展示、中医坐诊与售药有机相结合，通过给需药、用药、买药的消费者一个直接了解中药的环境，增强其对中医药的应有信任，培育他们正确的用药习惯。它带给消费者的不只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文化——重义、爱人、厚生的文化。

如果说仁济苍生在和平年代只是一种职业操守的话，那么在兵慌马乱的危急年头就是一种敢冒杀身之祸而成仁的壮烈之举。1861年至1862年，太平军与清军在绍兴作战长达500多天，在总店无法营业的情况下，震元堂不计安危，急百姓之所急，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实施分散经营，克服重重困难，仍坚持转到乡下的连锁店——山阴的慈和震、春元震、天宁震等分号供药济生，凭借力所能及的药物供给拯民于水火。这样的职业操守，一定程度上局部缓解了战祸带给黎民百姓的困顿，写下了仁济苍生的生动篇章。震元堂的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抗战时期，当时局势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但考虑到药品乃民生之所需、安危之所托，不仅敌占区人民需要用药防病治病，而且前线将士更需要用药治病疗伤。为此，堂店自觉地知难而进，想方设法地坚持在战火中为民众、为社会造药供药，实为可贵之精神。

毋庸讳言，由于商业活动先天所具有的逐利性，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诸多现象，药业和药商概不例外。怎么才能挣脱利益的激流漩涡，在经商办药中彰显医药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宁波药商用仁义之举作出了自己的响亮回答，让医乃仁术的优秀人文精神在药业领域熠熠生辉，光照古今，名留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