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信谊药厂：打造出海的中国新型药企

上海信谊药厂最早是由外国人创办的，开始叫信谊药房。1916年，来到中国的德籍俄人、药学博士霞飞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46号独资3000元创设信谊药房。起初，该药房利用动物脏器和产科医院收来的胎盘，提炼、研制成“长命牌维他赐保命”针剂、片剂出售。1924年，邀请华人药剂师何子康联袂合作，并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20号租得弄堂楼房一幢，正式挂牌信谊化学制药厂。但此时生产规模仍然不大，仅有两三名工人，准确地说是一个作坊式的微型工场。生产规模虽小，发展态势尚可，根据经营需要，1927年职工增加到10人左右，并由何子康担任华方经理。何又邀集友人郭云良等入股，使得信谊制药厂成了中外合资企业。1930年，因业务扩展，信谊制药厂再次扩充招股，此时鲍国昌应招入股，开始了参与经营信谊药厂的经历。

第一，全身心投入到信谊药厂的经营管理之中

鲍国昌接任信谊制药厂总经理后，辞去怡和洋行的职务，集中精力经营信谊药厂。当年，他就去日本考察制药工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药物研究和推销方面的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质量精良；中外对比，他深感反差巨大，不解决掣肘发展的这个关键，信谊制药厂很难有更大的作为。于是，他决心从人才的培养和智力的投资入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办好信谊制药厂。

鲍国昌回国后，立即着手对信谊制药厂的机构进行停业整顿。在董事会上增选自己的好友夏锦舫、朱吟江等人为董事，徐虎臣仍为董事长，改选许世芳、鲍国梁为监察人，从而使鲍国昌在董事会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此时鲍将总管理机构除庶务部外，全部迁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397号，扩大了发行部门，健全了各级组织。他又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由厂部及处级干部10余人组成的厂务委员会，作为全厂的综合领导核心。在总经理、副总经理之下分设总务处、秘书处、营业处和化学生物化验部、各制造部、会计部、广告部等三处十二部一科，淘汰了一批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员。后又以高薪聘请熟悉药业市场、富有管理经验的原万国药房副经理陈铭珊为副经理，充实了全厂的管理力量。信谊的人事调整使人人职有专司，事权比较集中，厂内形成一种紧张融洽的气氛。鲍国昌认为这种气氛是企业经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1938年以后，信谊制药厂的药品种类逐步增多，并形成维他赐保命、食母生、好力生（V-A、D制剂）、维他新（V-B）、西他新（V-C）、新惜花散（由杨氏药物研究所制成后信谊经销的新六〇六制剂）等十大著名产品。1938年，维他赐保命月销l万盒左右，仍占各类药品的首位，全年营业额约50万元。此后随着营业的发展，利润也逐年上升。1938年盈利为82900元，1939年176191元，1940年达到576578元。职工人数也从1937年的100人左右，增至1940年的300多人，其中女工约占70%。马斯南路的厂房从一幢扩展为六幢，并在沪南沪军营增设医用橡皮膏厂，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增设血清厂（1940年停办后改为玻璃厂），在沪西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租地10多亩，建造二层楼厂房数间，设立化工厂。设备方面向国外进口冲头轧片机4台、旋转式颗粒机2台、水汀烘箱和中型搅拌机各l台；针剂生产仍用手工灌封；好力生胶丸因厂里尚无胶丸压制机，仍委托中国胶丸厂加工。

1940年以后，鲍国昌通过信谊制药厂的股票上市，以及担任总经理职权的便利，在营业额和利润不断上升的情形下，多次进行增资，逐步使自己在信谊全部股本中的份数上升到1949年的38.79%。其办法是除平时不断收购信谊股票外，在每次增股前均向银行贷款动用自己名下的红利和厂内的资金收购股票。另外在增资时发行优先股，如果旧股东无意或无力认购新股，则由他收购代认。此外还规定董事、监事可由红利垫付部分认股款，年终分红时扣还，后来更发展成赠股超过认股额。因此，召开股东大会时，均凭鲍国昌说了算。

第二，注重人才兴厂，大力开发、使用技术人才

鲍国昌认为“事在人为”，任何企业要成功，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是首要方面。何子康任总经理时，因何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雇用的人员大都来自教会，专业人才较少。有鉴于既往得失，鲍国昌接任后采取了极具针对性的举措，即高度注重医药专业人才的遴选与培植，竭力选用专家型人才，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有。他认为“从来没有一家工厂因为工资高而关闭的”，“高工资能够出人才、出产品”。为此，他想方设法地延揽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级医药专业人才，采取高薪聘请的办法，争取到了留学法、德两国的药学教授潘正寿、留学美国的药学博士蓝春霖，以及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化学博士林世瑾、医学博士毛守白等优秀人才加盟信谊，委任他们先后主持化学生物化验部、血清部和血清制剂等部门的工作。因此，信谊制药厂很快形成了技术力量密集的优势，在当时与国内规模相当的新亚、五洲、民生等药厂竞争中常处于有利的地位，先后研制成功的各种新药，如止痛药“息宁痛”、抗过敏药苯“海拉明”、晕动药“晕海宁”等，都在同业中占有领先地位。尤其是在1940年底，试制消炎新药磺胺噻唑（简称ST）原料获得成功，以之制成“消治龙”片剂和针剂，在当时国内市场上有确效的消炎药物较少的情况下，消治龙成为医药界乐于应用和推广的首选消炎药物。据信谊制药厂的厂史资料《信·谊——从百年品牌发展历程看西药的中国式成长》记载，后来蓝春霖成了中国生物制品界的著名专家，林世瑾担任了化工厂厂长，毛守白担任了血清疫苗厂厂长。

鲍国昌在实施人才兴厂过程中，不只是关注医药专业技术人才，同样重视发挥负责产品广告和推销人员的积极作用。他力排众议，明确提出提取营业额的5%以上作为药厂的广告经费。1938年8月，他成功邀请到了维罗广告公司美术图画部主任王逸曼加盟信谊，并果断将美术图画部更名为广告部，任命王逸曼为部长。1939年5月，王逸曼第一次用厂名“信谊”二字设计企业商标“SINE信谊”，并注册成功。有了专设的机构和专业的人才之后，鲍国昌还充分发挥他们在推销产品中的独特功能。为此，他特地将广告部设在了紧邻自己办公室的地方，以方便与广告部人员研究如新药命名、包装设计、营销策划等相关事宜，如消治龙问世前，鲍国昌就专门和广告部人员一起切磋设计出一套匠心独具的推介方案，投放市场后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极大地拉升了新药销售业绩。有关资料显示，1945年信谊厂出品的消治龙20片装片剂，每月销量平均达10多万支，次年更上升到20万支，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畅销药品之一。在鲍国昌的积极倡导与鼎力推动下，信谊制药厂广告宣传如火如荼，陆续编印出的《新药介绍》《医药指针》《卫生小常识》等读物图文并茂，社会大众受赠后爱不释手。尤其是1941年出版的《女子二十四孝彩图》堪称经典，鲍国昌亲自作序，著名人士马相伯题签，封面上赫然用篆书标注出“提倡孝道”和“新思想不忘旧道德”两行大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谊制药厂编印的这些精美广告宣传品，从来都是免费向社会大众赠阅的，从中可以管窥出鲍国昌超前的医药市场营销意识。

鲍国昌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不惜花费巨资进行智力投资，大力培养人才，取得重大成绩。他选派厂里两位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技术骨干，远涉重洋，前往法国留学，分别攻读生物制剂和微生物学专业。当时也曾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制药厂培养留学生，远水救不了近火，纯属“得不偿失”之举。鲍国昌则力排众议，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信谊制药厂的发展主要必须依靠技术力量，要想持续发展进步，就务必吸收当今世界制药业界新的技术和研究创新成果，否则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后来信谊制药厂的发展提升雄辩地表明，鲍国昌的意见是正确的。被选派的这两人学成回国后，都为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保持企业的技术优势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位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工作。

鲍国昌还高度重视生产工人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他积极鼓励青年工人与练习生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和进修外文、化学等专业知识。一方面在厂内举办补习班，另一方面邀请教师前来授课，明确规定凡在外进修的都可到厂里报销学杂费等，并在工作时间上给予适当的安排与照顾。这样，经过专业知识的普及和长期的实际工作锻炼，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制药、化工等行业中的工程师和技术 骨干。

由于鲍国昌重视人才的开发利用和智力投资，他主持经营的信谊制药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弄堂小厂逐步发展成为在我国制药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拥有多种附属工厂的综合性制药联合企业。到1946年，信谊制药厂已先后在天津、北平、青岛、济南、烟台、重庆、南京、汉口、蚌埠、福州、汕头、昆明、苏州、杭州、广州、台北、香港，以及国外新加坡、泰国（曼谷）等地设立办事处。此时公司制造系统设有针剂部、片剂部、维他赐保命部、液剂浸膏部等。附属工厂有第一化工厂（设在今思南路）、第二化工厂（设在今番禺路）、台湾信谊分厂（设在台北西宁南路）。此外，还有医用橡皮膏厂、玻璃制品厂、血清厂、纸盒厂、印刷厂等。产品品种近70种，职工达600多人，生产繁忙时还雇用大批临时工。无论企业规模、实力，还是企业信誉，信谊在当时我国民族制药企业中都名列前茅。

第三，推行制度治厂，将西式企业管理理念以制度形式植入信谊药厂

鲍国昌认为，办好企业加强管理很重要，管理要靠制度来保证。(www.xing528.com)

首先，鲍国昌重视对计划、生产、质量和成本的管理。他常说：“所谓管理，不仅是要有管理人员，关键是管理人员要能管生产、管计划、管质量、管成本。”他重金延聘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专家潘序伦及其助手，为信谊设计了生产报表，如原料领用单、生产用料单、生产成本核算表等，务使原料、成品的实际库存与账面相符。当时曾发生由信谊制药厂进口的维生素C原料，有在市场兜售的事情，但一时不知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来从生产报表入手，通过成品针剂化验，终于找出了制造过程中有人通过克扣原料进行盗卖获利而坑工厂的症结，及时进行了严肃处理。成本核算方面，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骤涨骤落难以进行有效的计算和比较。有鉴于此，鲍国昌采纳管理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自行设计了“计值更位”和“信谊元”（实际上相当于当时的美元值）用来核算产品的成本，达到了及时制止浪费、降低成本的目的。

与此同时，鲍国昌还参考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制订和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主要有：1.钟卡制度。每个职工上下班时须将工卡插入计时钟记录器，记录进、离厂的时间，以此作为考勤、核算工资的根据。2.报告制度。各办事处每月必须将当地的经济、西药市场及信谊药品的销售等情况，报告总厂部，由秘书审阅后供鲍亲自过目。因此鲍能熟悉、了解整个西药市场的动态，及时作出反应。3.招聘制度。职工一般都向社会公开招聘，职员须经过笔试、面试合格并具有可靠的保人方可录用；工人则除具保外，还须经过体格检查、体力测试和听读英文字母等考查。4.勤到金制度。全月不早退、迟到、不请假的加发一天工资；全年不缺勤的加发一个月工资。病假满一个月的则作自动退职论，这致使有的职工带病坚持上班，甚至发生伤亡事故。5.奖学金制度。职工自身学习文化可凭收据报销学杂费；子女入学后的学费凭学校成绩单向厂方报销。6.男职工结婚津贴。男工结婚加薪10%，生第一个小孩再加5%，生第二个加3%，加满至21%为止，以便职工结婚后能继续安心在厂工作。7.对女工的规定。不能结婚，查明已婚者即辞退。其借口是女子婚后有家庭牵累不宜工作等，以致有的女工已三四十岁还不敢结婚。女工上班不准穿花衣、不准烫发，只准穿蓝色士林布服装，所带饭盒也要用布包起来。8.红包制。每逢发薪，鲍在他认为工作勤奋的职工工资袋里，附上一张支票，金额不等，并有鲍亲笔签名的红纸条，以示奖励。9.严惩窃贼。对有偷窃行为者，经查属实后，不论何人挂牌除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英美企业成为敌产。信谊制药厂和同业进口而尚未提取的大批西药及原料存放在白莲泾洋商码头的仓库内，也被日本军部作为敌产存封。1942年鲍国昌联合各厂出具证明，通过翻译沟通日本军部，将仓库存货全部提出。除将同业药品如数发还原主外，所余大部属于信谊制药厂名下。此时西药来源已经中断，市价狂涨，信谊制药厂意外地获得大批原料，鲍国昌也借此获取一笔暴利。

第四，紧抓药品质量，大胆起用青年才俊担当新产品的研发重任

“药品的质量是药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钱。无论企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和挫折，信谊都不会牺牲产品质量，破坏产品品质在病家心目中的印象。”^[1]这是鲍国昌的原话，充分表达出他对药品质量的极度重视。他经常深入药厂车间，不仅主动发现问题，而且随时予以研究解决，以确保药品质量。他还聘请中法药专有机化学青年教师来厂主持化验部。他明令规定，凡成品出厂都要经过细菌培养、动物试验和化学检验，并逐批进行书面记录，以备日后查考。信谊制药厂还特约上海广慈医院试用新药，对药品的医疗效果分组对比、测试，从而获得了科学的统计数据，为日后产品的提高和改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应该就是鲍国昌为信谊植入的质量至上的强大基因，牢固地奠定了信谊的百年基业，以至于曾任信谊生产质量副厂长的张月华不无自豪地陈述：“为保证药品含量，对理化性质有特殊要求的药品，我们的投料总是在105%左右，药品内控标准总是要高于国家标准，这好像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了。”

鲍国昌除向社会上延聘著名专家、行家外，更重视青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他常说：“我们不能全靠专家、行家，还要把眼光注视在青年后起之秀身上，自己培养专家”。30年代末，他还只30多岁，但却重视比他更年轻的20多岁的青年人。每年夏天，各大专院校学生毕业之时，他常与各校联系，要求推荐优秀的毕业生来厂工作。中法药专首届第一名毕业生戴凯即在这时被聘任进厂的。1940年夏，鲍国昌亲自选定了以中法药专、震旦、交大实业管理系、光华化学系以及沪江、东吴、圣约翰等校的数十名优秀毕业生来厂任职。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后，其中十多人不久即担任了处、部级的领导工作，后来又有数人被提拔为副厂长等厂级领导，成为鲍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生产上，开始进行磺胺噻唑原料的试制工作时，曾屡经失败，一度还发生爆炸事件。后来起用了一批大学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设计工艺流程，终于取得了成功。消治龙原料开始时每天只能生产5至10公斤，后经青年技术人员的反复研究实验，日产量逐步增加到50公斤，成为信谊赖以腾飞的拳头产品。

第五，信谊药厂的凤凰涅槃与鲍国昌的归宿选择

鲍国昌自1930年起开始经营信谊制药厂，经过他数十年的精心擘画，信谊制药厂从一家数名工人的弄堂小厂，逐步发展成为中外闻名、拥有大型制药设备和附属化工、橡胶、血清、玻璃、印刷等多种工厂，销售网遍及全国及东南亚等地的综合性、大型制药、产销联合企业，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跻身全国制药工业的翘楚地位。鲍国昌也因此成了近代著名的医药业成功人士，成为宁波药商的一个代表。

上海解放，信谊制药厂获得新生。1950年秋，鲍国昌曾回沪小住月余，不久又以董事长名义返回香港，并继续为信谊制药厂购办原料等，直至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五反”运动结束后，信谊制药厂由陈铭珊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鲍国昌便在香港另行投资新药业，以后又去巴西开设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并与其家属侨居乌拉圭。鲍国昌早年注重体育锻炼，因此晚年身体硬朗。1985年他曾再度回到祖国，看望上海信谊药厂的同人，并赠款30万元作为职工福利金。

走过百年历程，依旧生命长青的上海信谊药厂，用“除了好药，还有信誉和友谊”的人文精神实践和回答了立厂立业之根本。我们相信：作为宁波药商企业的成功代表，上海信谊制药厂必将在新的世纪好药弥新、信誉弥笃、友谊弥常！

【注释】

[1]柏年：《信·谊——从百年品牌发展历程看西药的中国式成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