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西药、形成规模、独领风骚的鄞县药商项松茂
项松茂(1880年10月—1932年1月),名世澄,别号渭川。浙江鄞县人。幼读私塾,14岁只身赴苏州正丰栈皮毛牛骨行当学徒,满师后为店东器重,委以账务。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舅引荐进中英药房任会计。光绪三十年,新任经理委其赴汉口筹设分店,开业后任经理。因其经营有方,事业见旺,名闻同行。宣统元年(1909年),被举为汉口商会董事。宣统三年夏,上海五洲药房创设人夏粹芳与黄楚九联名,礼聘其为经理。项到任后,变卖华丽摆设,充实经营资金,并聘钱庄跑街俞钜卿为副经理,以利资金调剂。民国元年(1912年),迁店福州路河南路口,为六开间三层楼,遂加聘药剂师,增添制药设备,扩大制药工场,经营颇具起色。1915年,为扩大规模,对付市场竞争,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以“精诚”为店训。
1919年五四运动后,项和中英、中法、华英、太和等药房联合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决意发展民族制药工业,认为“贩卖外货,不过拾其余汤残羹,必须振兴实业,自制新药与之抗衡,始能堵塞漏卮”。项偕弟赴日本考察药业筹划建厂,又派员赴欧美考察扩展西药、化工原料等经营业务,特设华利贸易公司,在美国注册登记,专营进出口。1921年,盘进张云江的固本肥皂厂(原为德国人开设),合进原制药工场,取名五洲固本皂药厂,既制药又制皂。1922年,收进亚林化学厂,发展生产。1926年,特约林德兴医疗器械厂仿制外国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1928年,产品已有各类制剂和醚精、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原料药,打破了西药原料药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项致力发展实业。1926年,委托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1927年,与三友实业社、家庭工业社发起组织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提倡国货,振兴实业。1929年,盘进宁波公济药棉绷布厂,更名东吴药棉绷布厂。1931年前,先后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洋皂烛厂、温州森林农林场、上海新亚药厂等13个企业投资入股,或兼任其董事。1921年,参与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又组织沪闵南拓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同时,在本外埠设立分支店17处,领牌联号55处,五洲药房的店名遍及全国17个省市,还委托香港瑞昌西药行、新加坡会丰商店、仰光兴华公司、越南吴昊药房等在东南亚地区代销产品。
项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历年赞助捐献的金额约20万元。1930年,各省水灾,项以一周门市营业总收入的10%充作赈灾之用。他还从资金和物资上帮助建立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
项先后任上海市商会议董、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专门委员、华商皂业工会主席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同胞。项参加上海各界人士“反日援侨委员会”活动,加入抗日救国会,在企业内部编组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聘请教官,操持军训。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围攻革命根据地深为愤慨,专为生生美术公司出版的抗日月历写上“煮豆燃萁,内争可耻”的题词。9月23日,发动五洲全体工友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献一日工资。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项力勉多产药品,以供抗日需要。1月29日,日军进入五洲药房第二支店搜查,发现义勇军制服,将11名留店职工全部劫去,店堂捣毁。项于次日下午偕朱灿如同往营救职工,行至北四川路海宁路,道路封锁,被日本便衣监视,项被掳不知去处。几日后,朱与五洲职员探知,项已被劫持关押在日军俱乐部,又被转解江湾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项临危不惧,抗争不屈,已于31日晨与被劫店员同遭杀害。
项氏家属清理遗物发现项有手书对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黄炎培先生于1934年3月为其作传,称项“但知有责当尽,有义当赴,更安有一身利害生死观,及其被缚,侃侃而道,词严义正,天下人共闻之。先生其不朽哉”!1982年,项殉难50周年,许德珩题词曰:“制皂制药重科研,兴业兴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垂千古”。
在上海的宁波新药商
由于上海与宁波跨杭州湾相望,即使在交通不便捷的时代,两地一夜就能抵达。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善于捕捉商机、擅长买卖交易的宁波人就摩肩接踵地来到这里打拼,使之成为近代宁波帮的大本营,其中从事涉药工商界的也大有人在。在上海这个新兴开放市场,宁波药商不再自囿于的中医药业,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优势、资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纷纷投身医药领域,形成了宁波药商新的声势。被写入1997年版《上海医药志》的宁波籍人士就相当可观,在这里作简要引述,以飨读者——(www.xing528.com)
徐坤和(1886年—1951年),浙江鄞县人。幼读私塾。15岁由舅父从宁波带至上海,安排在外洋客轮上做工,跑的是世界班轮船。文化水平虽较低,但对日文、英文、俄文能听、能讲。徐有一个表兄弟是牙医,徐从国外带回一些牙科器械交给这位表兄弟推销。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好友唐祥和及日本商人三原。后又积了一些钱,便辞职上岸。1914年1月1日,徐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专营进口齿科材料的裕震兴公记齿科材料行,行址设于外马路,后迁六合路24—26号,营业用房2间,人员11人。主要经营瓷牙、铜牙、铜片、铜粒、橡皮牙托、水门汀、造牙粉、拔牙药水、牙托粉、注射器、拔牙钳、弯直车头、升降椅等齿科医疗器械。后在英、美、德、法商行及留洋的牙医师帮助下扩大经营,主要经营欧、美、日产品。一部分通过花旗、汇丰等洋行进货,一部分由船员走私带入。因经营店家少,品种较齐全,所以利润相当丰厚。经营方式是门售,实行薄利多销,对有名气的牙医实行一月结账一次。同时,开展国内外邮购业务,与云南西双版纳、南洋群岛及苏门答腊等地均有业务往来。1949年2月19日,资本总额10万元金圆券。1950年8月,合伙人为徐坤和及其子徐国瑞及徐国钧,营业用房两间,徐坤和为总经理,徐国瑞为经理,徐国钧为协理,从业人员11人。
史致富(1906年6月—1962年6月),字志礼,号德润,浙江鄞县人。幼年丧父,16岁辍学经商,在上海华美药房供职。自修英、德文和药科知识。1927年受聘于中英药房,负责营业部工作。次年,担任国民药房经理。1933年1月,集资创办万国药房,自任经理。1935年,当选为新药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先后在昆明、重庆、南京、天津开设支店,在长沙、清江浦(现淮阴市)等地发展领牌联号,并自制白松糖浆、麦精鱼肝油等本牌成药。在此期间,史开设新光化学制药厂,试制成功机制糖衣药片。后又开设丙康药厂、怡中药厂、华联药厂、万千化工厂、中央药房、国光药房和信大工业原料行等,史均出任董事长。还担任五六十家金融、工、商各业的董事、监事。史对教育、慈善、社会公益事业也颇热心。参加创设药联高级药学职业补习学校,任主席校董和副校长,还担任中法药学专修学校、南山职业学校校董。史在四明医院、四明公所、济民医院、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上海时疫医院、南市平民医院、福幼院任董事长。1940年,益友社改选,他担任监事兼福利委员会主席。1943年,史集合同业40人,筹募药联慈善基金,被推为主任委员。1945年,史发起8月8日为“父亲节”,得到社会人士响应,通过每年纪念“父亲节”,在沪上收到各界的助学金,用以资助清寒子弟。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致富当选为上海市新药业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及药剂生公会理事长,后又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2月9日,史离沪去台湾。1950年3月,在台湾开设上海联合大药房。1951年,设立纳德行,专营西药进口。史受聘为台湾新药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顾问,并先后任台北市药剂生公会理事长及台湾地区药剂生公会理事长,又经“内政部”聘为医药审议委员会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史创办亚洲旅行社,任董事长。
林信绍(1894年12月—1927年2月),浙江镇海人,读过3年私塾,15岁时到上海乐源昌铜锡店当学徒。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医疗器械来华中断,价格昂贵,医疗需要难以满足,林从西药房看到样品,遂决定抓住时机模仿制造。他筹借200元银圆,在北京路租下约15平方米的灶披间,开设德兴五金工场。通过药房提供的样品,在煤油灯下开始生产换药镊子、牙根镊子、两爿式血管钳、器械钳等,也生产油膏刀、卷棉子、探针、压舌板、耳镜、酒精灯、酒精灯架、点眼台等。随着业务的发展,1919年将工场迁至天后宫桥堍一间统厢房,面积30余平方米,产品增加漏斗架、盐水架、换药台、酒精煮沸消毒器等。销售对象是五洲药房、中英药房、中西药房、华美药房、华洋药房等。1924年,林租下山西北路110—112号两幢房子。面向街面的两个大橱窗陈设样品,后面作工场。从业人员增至16人。生产设备有日制8英尺车床和大型螺杆压床、摇臂钻床和钳工台。产品增加了药物天平、医用洗手架、纱布贮槽、煮沸消毒器、手术反光灯。因为纱布贮槽、煮沸消毒器、卷棉子、耳镜、探针、压舌板等需要抛光、电镀,在协顺电镀厂的帮助下,购置和安装了电镀设备,有美国GE厂生产的10马力电动机和500安直流发电机,还有2台双头抛光车、2台高2英尺、长5英尺的镀铜电解槽。业务有较大发展,资本已达1万银圆,为投资时的50倍,客户几乎遍及上海各大药房。
钟章耀(1890年12月—1973年1月),浙江镇海人。幼读私塾五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来到上海,在裕顺烟纸店当学徒。宣统元年(1909年),到大英药房当学徒。1914年,在英美药房任职员。1918年,在德商科发药房当推销员。1919年,到日商中兴料器行任职员。1921年,钟与其表兄宁波南货店店员胡永年合伙开设耀昌医疗器械号,店址初设马霍路(今黄陂北路)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对面。1931年,迁至派克路协和里(今黄河路131—135号)。耀昌医疗器械号开设之初规模极小,但为上海民族资本专营医疗器械商品之始。耀昌医疗器械号为前店后工场,以商为主。主要经营刀、钳、镊、体温表、消毒器、量杯、料瓶、奶瓶等。随着业务发展,后又经营注射器、注射针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耀昌医疗器械号的部分店员离店自去开店开厂,开店有永昌医疗器械行、协昌医疗器械行、汇昌医疗器械行等10家,开厂有永安医疗器械厂等10余家。由于店名一般带有“昌”字,故业内习称为“昌”字辈,耀昌医疗器械号成了这些店、厂的发源地。1933年,钟参加上海市第一特业市民联合会国货运动委员会,耀昌医疗器械号致力经营国货,并自设仪器部生产医疗器械。钟以为:“吾国名医虽多,所用器械昔赖于舶来,金钱外溢,莫可数计。敝号为挽回利权起见,特聘名师仿洋监制。发行以来,荷蒙医界赞许,兹再精益求精,以副惠顾之雅意,凡我国人定可乐于采用也。”钟经国民政府注册经营的国产医疗器械有手术台、剖诊床、蒸馏消毒器、洗胃器、麻醉器、外科开刀器械、眼耳鼻牙咽喉器械、妇科器械、注射器、穿刺针、听诊器、体温计、天平等品种规格500余个。1946年10月,成立上海市医疗器械业同业公会,钟任常务理事。1947年7月23日,同业公会理监事改选时,钟连任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钟开设的耀昌医疗器械号继续营业。1956年4月,参加公私合营,钟任私方经理。1956年成立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钟担任公司顾问。
闻尧(1928年9月—1968年6月),浙江奉化人。1945年1月,在上海市育英中学高中读书时赴淮南参加新四军军医学校任学员,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被评为学习模范。1946年3月,制成部队急需的牛痘疫苗,立三等功。1947年8月,闻和其他二位同志从大连运回几百箱疫苗,机智勇敢地闯过渤海湾和胶济铁路封锁线,完成任务,立一等功。同年11月,批准为中共党员。1949年6月,闻尧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秘书。8月,转业到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后任上海医药器械制造公司器械二厂副厂长。这个厂前身是国民政府善后事业委员会保管委员会遗留下来的一个仅有7人的X线机修配所,既无生产厂房,又无专业生产技术人员,连X光机的安装修理也要找外国人。闻尧面对这种状况,团结全厂职工一起整顿创业,注意吸收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厂。闻尧为尽快使自己从外行转为内行,挤出业余时间坚持每周24小时的自学,并参加复旦大学听课,几乎每天学习到深夜12点以后,用4年时间修完了高等力学、电机学、高压电工学、电子学、高级电动力学、半导体物理学、原子物理学、X射线学8门与X射线机有关的专业课程,还自学了3门外语,为领导和组织X射线机和电子医疗设备的研究和生产奠定了基础。1952年,他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医用诊断200毫安X射线机。之后,又陆续研制成功用于X射线机的配套附件和放射治疗机,以及同类技术的工业探伤用、科学研究晶体分析用X线机。1956年,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开始使用国产材料和元器件生产200毫安X射线机。同年,闻尧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7年9月至1958年1月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考察,担任考察组组长,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国家下达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试制400毫安大型X射线机任务,闻尧担任这个研制项目的技术指导,同年年底试制成功。1959年,又组织参加研制国内第一台大型红外线望远镜;同时组织研制成当时比较复杂、比较先进的关键配件X光管、荧光屏、增感屏管,并投入生产。1960年,参加与长春光学所合作研制的国内第一台20万倍电子显微镜取得了成功。至1960年底,他所领导的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已从只能修配的小厂,发展到能生产各种医用、科研用的X光机、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的专业整机厂,受到周恩来、聂荣臻、郭沫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1960年7月,闻尧调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室副主任。1961年8月,调任上海市机电二局技术处副处长。1962年,调上海广播器材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62年底,调上海新华无线电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党委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获平反昭雪。
邬崇焕(1919年5月—1986年5月),浙江奉化人,生于日本。1927年,随父回国定居上海。自幼生性好强,读书聪颖。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1942至1944年在化学界元老黄兰逊指导下,进行磺胺类(ST、SD、DG)、烟酸、维生素D3等不下10种药物的试制研究,为其以后事业中创造发明打下坚实基础。1945年,在其父合伙开办的泰山药房任副经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响应政府发展医药工业的号召,任泰山有机化工厂技术副厂长,开始从事制药技术事业。1950年,在简陋的亭子间里研究抗菌药物磺胺噻唑、氨苯磺胺,首创磺胺噻唑“氨化法”,一直沿用至今。该年,又以“熔融法”制得双分子磺胺噻唑。此两法在不增加主要原料的前提下,分别多产数以千吨计的氨苯磺胺,磺胺噻唑的收率提高到80%。1951年,研制成以甲苯氯磺酸生产糖精的技术,打破了国外糖精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1951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在其指导下利用糖精副产品制成“清水龙”。1956年,成立公私合营泰山制药厂,担任技术副厂长。1958年,设计成功国内独创的“苯干法”生产糖精工艺新路线,原料均为国产,成本低廉,无O.T.S.致癌物质,生产周期短。该法一直沿用至今,产品畅销国内外。该年,他在进行对硝基苯乙酮生产设计中,采用电解氧化取代进口原料高锰酸钾;对合霉素生产提出采用钾硼氢代替meerweim-Pounderf还原;对氯霉素生产创造了“对醛法”。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下放到氯霉素溴缩回收岗位劳动。为了医药事业,他继续从事大量新产品的研制工作。1974年6月至1975年6月,借调至正在建设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担任日文翻译。后来又参与研制当时具有国际水平的新产品,投产后行销国内外。精通英、日、德、俄等国语言文字,一生倾注医药事业,撰写了百余篇专题文稿,发表有《糖精新合成法》《电化学在有机合成工业上的应用》《略论合成药的生产工艺与反应》等10余篇论文。1982年,被批准为高级工程师。1964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984年,当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写到这里,我们由衷地感到:由于商帮虚虚实实的特征,即既有形又无形,既客观存在又无比松散。因此,想要在一章一书中包罗万象,肯定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我们只能提纲挈领、以偏概全了。但我们想,这种系统的呈现,一定会对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至少将零散的个体梳理成了有机的整体,即宁波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
宁波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既为宁波帮研究提供了药商的视角,也为药商研究找到了宁波帮的坐标体系。但无论是宁波药商,还是宁波帮,他们共同的属性都是商帮,前者侧重业缘,后者强调地缘,在划定了共同的地域之后,前者与后者就是一种种属关系。当然,经典的商帮定义,其核心特征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或同乡兼同业会馆)、公所,自发形成的既紧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被我们称为宁波药商的宁波药业商人,作为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可划分为从事国药业和涉足西药业的两大亚群体;而再从另一个亚领域——县属人群为这个小地域职业商人群体进一步作划分、细分的话,他们又各自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新的特点:慈溪(包括新、老慈溪)籍药商一直固守着国药领域,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深耕不已、独占鳌头;鄞县(现鄞州、海曙)籍药商则捷足先登,积极开拓西药市场,集中在上海形成自己的优势和影响力,独领风骚;余姚籍药商虽然从业人员不多,但一直敢为人先,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利用药业所积累的资本向其他领域挺进;镇海、奉化、象山等县的药商与前述各属县相比就显得十分零星散见了,其业绩也难望项背。这就说明,在宁波药商的概念下,实际上还存在着小地域特征,反映出某一行业的集聚效应和人才的群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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