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宁波药商多年的深入品读、反复探究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与宁波帮所涉足的其他行业不同,宁波药商在经营药业的过程中,既自然而然地传承了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创新着具有时代特点、医药特色、地域特征的中医药新文化。这些文化行为,体现和浓缩在了自己的经营过程和药业品牌之中,是一种活的文化、成长性的文化与可以感知得到的文化,具有相当好的稳定性、传承性和发展性。这都源于宁波药商所创造和留给我们的文化品牌,包括企业品牌和药物品牌。企业品牌是一种整体形象的展示,特别是铺名、堂名等所寄予的经营理念、价值追求与人文精神,以及店规、堂训、堂联等所承载的质量、信誉、承诺与守初心、制好药的责任担当。这一切固然与药业自身的特殊性有内在关联,但不可否认宁波药商身上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重要原因。纵观自宋以来近千年的宁波药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致力于济世养生的创业奋斗史,又是一部打造出美轮美奂药物品牌的创造成就史。回眸历史,你会惊喜地发现,在一代又一代宁波药商的身后,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工商品牌,同仁堂、叶种德堂、冯存仁堂……堂堂正正,目不暇接;十全大补膏、安宫牛黄丸、再造丸、龙虎人丹、跌打万花油……膏丸丹散,奇效无比。这些品牌具有持续性、显示度和立体感,这些品牌具有时代特点、药业特征和中国特色,这些品牌写入了中国商业史、写成了宁波商帮史、写出了宁波药商史。
概括起来说,宁波药商所创造的文化品牌具有以下六个显著特性:
第一是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是对宁波帮其他业态的群体比较,而且也可以与非宁波帮的商帮比较,无论是数量,还是特色,都是首屈一指的,具有卓越的显示度。
第二是持续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宁波药商持续不断地创建出了家喻户晓的药号名品,令人目不暇接,具有相当高的延展度。
第三是恒久性。宁波药商所创造出的品牌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它不仅属于自身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而且更恒久地属于以后的新时代。难怪毛主席说“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具有穿越时空的成长度。
第四是立体性。宁波药商文化品牌具有多层化特色,既有林林总总的药品知名品牌,又有异彩纷呈的堂铺老字号品牌,还有巍然耸立的王者企业家品牌,具有多重内涵的叠加度。(www.xing528.com)
第五是集成性。宁波药商所创造成功的药业文化品牌,既似曾相识,又革故鼎新,通过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吐故纳新,巧妙地做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具有新旧交融的耦合度。
第六是代表性。无论是堂铺门店,还是一药一剂,宁波药商都将他们做到了极致,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所以代表着时代,代表着品质,代表着中医药,代表着宁波帮,代表着药商与药业,甚至代表着中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知名度。
就宁波药商文化品牌的持续性与显示度、持续性与延展度、恒久性与成长度、立体性与叠加度、集成性与耦合度、代表性与知名度而论,不仅在宁波帮群体的其他从业领域绝无仅有,而且在其他商帮群体中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宁波药商在品牌文化和文化品牌领域的建树,已经而且必将会越来越受到学者专家和同行同业人士的深刻认同与广泛推崇。美国学者高家龙在《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一书中剖析的五个案例,有三个是宁波药商——慈溪药商乐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余姚药商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鄞县药商项松茂的五洲大药房,由于他们的品牌在中华药商史上具有的地位和影响,三个案例被列在前三个位次。作者所选宁波药商的三个案例除了具有不可替代性,还具有宁波药商在各种药业形态中的典型代表性,特别是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的新启迪。高家龙在其专著第一章的结束语中写道:“如果本书各章节要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企业家便已通过大做广告对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同质化进程作出了贡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官方运动,重新推进这一同质化进程……然而,如果因此便认为传统中药店在同时期消费文化的发展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同西式大药店一样,传统中药店也在拓宽长途贸易的边界、规避政治障碍、推动地方化进程、加强文化同质化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传统中药房的促销手法与西式药房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如此,正如销售西药的中国商人用自己新创出来的‘现代西方’的意象去吸引中国顾客一样,销售中药的中国商人同样用自己新创出来的‘传统中国’的意象来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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