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大药房：一脉长传，与时俱进的医药传奇

宁波药商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西药业大展身手，陆续创办中英、中法、五洲等大药房的同时，余波跨过杭州湾，影响到近在咫尺的母土——宁波，相继兴起了创办西药房的热潮，高峰时期曾经创办过很多药房，但其中唯一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是一家叫四明大药房的西药店。

四明大药房的命名颇富地域色彩，宁波先民历来把四明当作地域的代称，曾经的州名就是明州。明州之明，乃四明之明也。而四明则源于四明山也。关于四明山的神奇，与道教传说有关，绵延不断。相传在西汉元始年间（公元3年前后），梅仙梅福东来，入四明山修道。而后又在东汉永平年间（约公元66年前后），剡（今嵊州市和新昌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在石窗（后人所称的四窗岩）遇见了二位仙女，并为世人留下了“刘阮遇仙”的美丽故事。长期以来，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已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典故，常称去而复来的人为“前度刘郎”。到了三国时期，上虞县令刘纲偕夫人樊云翘双双弃家不顾而上四明山学道，居于潺湲洞，最终修成正果，实现了羽化“飞升”。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无疑赋予了四明山神奇与仙异，感召着更多的文人雅士接踵而至，大家所熟知的谢安、谢玄、王羲之、葛洪、支遁、陶弘景、刘长卿、虞世南、皮日休、王安石、曾巩等都先后登临过四明山。考诸文献，则有道教典籍《道藏》的记载，让我们更能掂出四明山沉甸甸的分量：“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号曰‘丹山赤水’是也。”

古人推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正是因为这种人文传统，自然山水经常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四明山就是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宁波地域的代称，并为各行各业所青睐，四明大药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值得指出的是，用沾染着浓郁灵仙之气的四明山来为医药业中的药房命名，那是巧夺天工、相得益彰的。

药房是西药房的简称，就是西药店，不同于传统的中药堂，纯属舶来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风不断东渐，西药房也一时兴起，蔚为大观。揭开尘封的历史，就会依稀看到在宁波的昨天曾经出现过不少西药房。据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自清末民初肇始，宁波先后创设过林林总总的药房，由于史料湮灭，现已很难完考，据1934年的摸底排查，那时至少有西药房16家。因为西药见效快的特点，甫一出现就颇受民众欢迎，所以每家的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但在诸多药房中，唯有四明大药房百年沿袭、锲而不舍，至今根深枝繁、勇立潮头。

四明大药房的前身是四明药局，又称“四明志记药局”。四明大药房提供的资料显示，它最早的创办时间应在1923年冬，是一爿地道的西药店。

至于四明药局的别名“四明志记药局”，这是带有深深的中国传统烙印的一种商号称谓，相当于现代的“注册商标”，是对所设商号的一种标注形式。药局原本是国药铺中的一个类别，不设门市，设内局而得名，加工各类药品，所有产品批发给没有加工能力的药铺。但这里的药局显然不是中药意义上的药局，而是西药概念中的药房、药店，所以是一个混搭的名称。从创办人孙义瑞的原名孙志吕推测，这个志记或许还有标明自己名号的意思，这在过去的商号中比较常见，即这是孙志吕创办的一家药号。为了便于老百姓称呼，约定俗成，四明志记药局在日常也就被简称为四明药局了。

尽管只有近百年的过往史，但由于时代动荡、人事兴替，四明药局的历史沿革已很难细考。四明药局的创办人是孙义瑞、周静康（镇海人），有说他们是上海人的，但他们的原籍肯定是宁波下辖的属县，关于他们的史料已无法查考。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应芳舟撰写的《饮誉浙东的“四明大药房”》《宁波“四明大药房”述论》（参见《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四期）等文章则为我们提供了它的传承脉络。作者在文章中指明，四明药局的缔造者是孙义瑞（？—1929），即孙志吕，奉化县人，1921年6月毕业于浙江省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专业。基于孙义瑞和四明药局的后继者范文蔚（又作范文尉）系同窗好友的关系，而范文蔚出生于1900年，应文就对孙义瑞的出生年份作了应该也在1900年左右的推断。孙义瑞初创时期的四明药局地处崔衙街老街区，紧邻三江口，确实是一个人气较旺的所在，但从日均人流量考察，比之于号称“走遍天下，不如江厦”的东门口这样的繁华地段，那就显得有些冷清了。即使先天不足，但在孙义瑞的苦心打理之下，四明药局的经营业绩还是令人十分羡慕的。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时值壮年的四明药局当家人孙义瑞不幸逝世了，留下的是刚刚开局的四明药局。

俗话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正当四明药局面临危局、难以为继之际，孙义瑞的同学兼同乡同行范文蔚出现了。范文蔚（1900—？），奉化县西圃人，医药学校毕业后，先任鄞南方桥公益医院调剂员，任期半年。旋即于1922年到浙江医药专门学校任两年助教，嗣后又在该校附设诊所担任了三年的调剂员。1927年3月起，转南京陆军病院任药局主任。1928年3月，再转徐州野战卫生处材料仓库分库任主任。三个月后，改任杭州传染病院药科主任，任期半年。1929年3月起，返乡任宁波市卫生实验所技师；6月，在宁波同乡加同学的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孙赛甫的促成下接办四明药局。老店甫一新开，范文蔚于1930年冬将四明药局更名为四明药房，专职担任药房经理，并赋予四明以“狮鸣”的新含义（如今使用的蓝黄相间的四明大药房招牌是2001年设计的，那只正在嘶鸣的狮子头像已经成为四明的品牌符号）。药局与药房，虽只一字之差，实际上则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毫无疑义，药房的称谓更有时代的时尚性，更能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更能体现所经营的内容。为专事药业经营，范文蔚于同年10月辞去了原任的宁波市卫生实验所技师一职。

从后来的经营轨迹看，范文蔚接手四明药局，实际上只是借用了这个壳而已，新的四明药房从产业形态到内部治理完全脱胎换骨。老店新开不久，范文蔚于1931年4月再度将四明药房更名为四明大药房，并在艰难的时局下倔强地坚守着。客观地说，四明药局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既得益于范文蔚自身的医药专业背景，也离不开其之前丰富的阅历所积攒起来的广泛人脉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挑起四明大药房经理之担后，主动拓展市场，首先迅速将欧亚、华明等经营不善的药房盘进，通过兼并重组，吐故纳新，化腐朽为神奇，短时间内使四明大药房的市场份额与影响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他还将药房改革成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股份制机构，充分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网络，为扩展经营多方筹集资金，难能可贵地争取到孙赛甫、周师洛（杭州民生药厂创始人）、张银棠（上海西药巨商）等社会名流以及同乡、同学、同行张辅坛（奉化公立医院药局主任）、孙章庆（奉化人）、任守余（奉化人）、周静康（镇海人）、周用康、胡坤祥（柴桥芦江医院院长）等人出资入股。这样，四明大药房就在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www.xing528.com)

尽管业绩喜人，但作为当家人的范文蔚显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进行着长远的战略谋划与布局，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经过一番考量，他作出了将四明大药房店址由崔衙街迁移到人员川流不息的东门口的决定，从而奠定了日后取得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基础。比之于崔衙街老址，当时的东门口西药铺开设极少，市场空间很大，时至1932年，连四明大药房在内也就两家西药房，而当时的东大路则有七家。这样的战略布局，既做到了避实就虚，又实现了开疆拓土。可见，范文蔚非同一般的市场开拓意识和长远战略谋划，既有效扩展了西药市场新份额，又主动避让了同行间的激烈竞争，棋高一着，尽得先机。

与此同时，范文蔚特意聘请社会贤达王文翰（恕房）兼任四明大药房董事长一职，不仅提高了药店的公信力，而且有助于汇聚更多的市场资源，如由王文翰所开设的诊所自然会来四明大药房配药。随着抗战的爆发，王文翰还把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医药生意介绍到四明大药房。至于王文翰担任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之后的便利就更不必赘言了，其间大凡四明大药房运输的药品都给予方便通行。

此外，范文蔚众多的同学在各地开设诊所，有的还在医院供职，由于这一层关系，经他们介绍到四明大药房的生意也比较多。药房经营需要庞大的外部支持系统或药品需求，这样不仅能保证药品的流量，而且也能实现医药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方面，范文蔚做得十分成功。20世纪30年代，范文蔚曾任鄞奉公益医院董事，并在家乡创办龙溪小学，供族内子弟入读。正是依靠自己过硬的专业学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范文蔚颇受时人赏识，时任宁波市市长的罗惠侨就邀请他兼任卫生试验所所长，王文翰也请他兼任仁济医院药局主任一职。

在范文蔚的精心筹划下，四明大药房的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将中日、华英、华通、五洲等同行抛在了身后，营业额长期位居全市西药业之首。1941年6月，四明大药房的资本额10万元，职工14人。当时全市西药业公会会员共有25户，总资金31.62万元，店员139人，四明大药房的资本额和营业额遥遥领先，优势十分明显。

在四明大药房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遍地燃烧的抗战烽火，范文蔚成功领导指挥了一场持久的生存“游击战”，艰难地为社会大众提供着药物保障。进入1937年，抗日的战火烧到了江南，宁波市区遭到日本侵略者军机的狂轰滥炸。为避免损失，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范文蔚果断决策，将店内大部分物资分散转移到宁波南门外及方桥等相对安全的处所掩藏。1939年春，他将四明大药房大部分资金转移到浙江西部的金华市四牌楼，将新筹集到的资本六万元一并开设分号。又未雨绸缪，抢在1941年宁波沦陷之前，组织力量将四明大药房的贵重物资提前转运到奉化某山中，果不其然，其余留剩在店内的物品在动乱中被洗劫一空。同年夏天，时局稍有好转，范文蔚将所保存的医药物资转道宁海运抵金华，并以“浙东药房”的新店名开张营业。战时，由于宁波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医药产业市场基础，闻名遐迩的药行街交易一度达到鼎盛，在这里可以采购到所需医药物资。范文蔚借助这种便利，以宁波为中继站，为“浙东药房”提供药物补给，使该药房获利丰厚。岁末盘存，药房营收可观，遂将宁波四明大药房的房产买下，在保存实力的同时，为今后重返复产创造条件。1942年春，战火烧到了金华地区，浙东药房只好辗转进入福建寻找生机，先在浦城设立临时营业处，后又在南平设立分店“浙闽药房”。1943年冬，南平分店关闭，改设江山分店。1944年冬，宁波四明大药房总店召开董、监事临时会议，宣告暂时结束四明大药房的经营，仅在东边一小间设一小药房，权作火种，名四明文记药房，大部分房子则租与丹凤银楼。抗战胜利后，先后将浦城、江山二店关停，经营重心全面转到了宁波总店，1946年6月10日正式复业。1949年，宁波解放，四明大药房也迎来了新生，在新的时代，老树发新枝，狮鸣保安康。

新中国成立后，四明药房于1951年完成私营企业改造，于1955年由私营转变为公私合营。1999年底，以四明大药房为龙头的8家零售药店从医药股份公司分离出来，成立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在宁波实行医药零售连锁体制。2001年，通过增资扩股，注册资金由1000余万元增至2380万元，取得跨省连锁资格，成为全国首批、省内首家通过医药零售连锁GSP认证的企业。

无独有偶，在宁波的医药行业史上，还曾存在过与四明大药房同名的一家药店。但从时间上说，这家四明大药房开办于清朝末年，店址设在江北岸洋船街口一洋房内，聘请中西名医诊治，选用上等药材制作急救霍乱夺命平安汁、万应痢疾丸、卫生八宝丸等各种药丹、药水。该药房以狮象为店牌记号，楼上附设有照相馆。（《四明日报》1910年5月25日）此四明大药房系何人创办、何时关停转让，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四明大药房”非后来的四明大药房，二者没有前后继承关系，只是店名巧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