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液仙：实业救国，兴办日化利民生

以同仁堂为原型塑造的宁波药商智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经过《大宅门》《大清药王》等文艺作品的传播已经家喻户晓。黄楚九面对日本药企和军国主义的欺行霸市、挤压霸凌的强权，慨然与其斗智斗勇，在纵横捭阖中最终维护了自身权益，声震上海滩，名动药业界。与他们一样，在侵略者面前挺身而出、威武不屈的宁波药商还有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中国新药业的先驱、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和中国化工业的先驱、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这里侧重介绍方液仙——

关于爱国实业家方液仙，因其不遗余力地提倡国货、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最终死于非命而名动上海滩。但由于其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主要制售日用化工产品和竭力倡导创办的中国国货公司使用国货，他留给世人的深刻印象是日用化学工业先驱与国货大王。其实，他还是当之无愧的宁波药商，既是宁波帮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药业界翘楚。王遂今先生在《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中指出：“镇海方氏家族是镇海桕墅的望族。这个家族是个企业家家族集团，它的第一代代表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到上海创业，它连接有五代人都是著名企业家，而且一代比一代强。这个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波帮’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7]而方液仙就是“方氏家族中最出色的一个，也是‘宁波帮’中很出色的一个，不愧为民族资本企业家的一个典范”。确实，无论是中国化学工业社主打的产品，还是中国化学工业社提供给国货公司销售的商品，最有名气的乃是蚊香、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产品。而蚊香、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产品按分类属于医药类商品的范畴。因为，化学药品一直归属于化工品之中，而化学药品又是所有药品中数量、品种最多的一类，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如蚊香，就属于医药类商品（医药用品），税收分类编码中的“中草药材”，编码为1010118，在45类商标分类中，属于第5类医药（品）、卫生用品；又如牙膏，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将其纳入化妆品范畴进行监管。也就是说，方液仙当时制售的主要日化产品属于医药品的范畴，所以我们就将其纳入药商的研究之中。同时，方液仙与宁波药商中的项松茂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办公室编撰的《静安英烈》等书籍都将其生平事迹收录其中，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其后人编纂的《爱国实业家方液仙》一书。这些图书虽然不是对方液仙系统研究的成果，但比较系统地辑录了时人对其主要业绩的追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他主要生平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对我们将其作为药商开展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方液仙（1893—1940），字传沆，小名阿揆，祖籍浙江省镇海县（今镇海区）桕墅，1893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廿四日）出生于上海。方家是镇海县的大族，世代以经商为业，其祖辈在宁波、上海、杭州、湖州（南浔）等地开设有大量的银楼、钱庄、典当行等金融业机构。正是因为拥有了钱庄、银楼等机构，从而享有融资的便捷性，便于利用金融资本经营药材店、糖行、南货店等进行生财。家业传到方液仙父亲方选青手中时，由于时代动荡，商业环境险恶，加之不善经营，家道衰微，家底早已今非昔比了。

方液仙早年在家乡宁波就读于斐迪中学，后转到由美国教会举办的上海中西书院继续读书，在那里开始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于是，他带着对科学强烈浓厚的兴趣，选择师从上海江南制造局暨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化学家窦伯烈（又译杜伯烈L.W.Duper），在其开办的兵工学堂化学讲席班学习化学。其间，方液仙学以致用，自己动手在寓所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化学实验室，开始试制一些初级的日用化工产品。之后，方液仙便一发不可收，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0月，动用其母资助的一万元私房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了生产工厂，这便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雏形，制造牙粉、花露水、雪花膏等产品，试图与洋货化妆品相抗衡。万事开头难，由于设备简陋、规模不大，只聘用了几名工人和学徒，因此，产品的质量并不过关，销售惨淡，收不抵支，发展前景并不被家人亲友所看好。而方液仙并没有善罢甘休，立志研制国产日化用品和化妆品，通过兴办民族工业，冲破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的落后局面，进行实业救国。

1915年，方液仙以集资办厂形式，在重庆路租赁厂房，扩大生产规模，成立了中国化学工业社，开始试制蚊香，试图取代日产野猪牌蚊香，以抵制日货。当时日产蚊香的主要原料是除虫菊，国内尚未栽种，必须向日本进口。即使拥有了原料，但由于缺乏对蚊香制造工艺的了解，在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只得聘请香烛店的制香师傅把蚊香制作成棒型成品，存在着容易断裂且不经用的缺点，无法一夜点到天亮，根本不具备与日产蚊香竞争的优势。方液仙不得不发出愤懑的感叹：“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为了使中国化学工业社摆脱低迷的困境，方液仙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派员工前往日本取经，通过中国化学工业社驻日本专员郭永康的安排，受派员工进入野猪牌蚊香厂工作，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全面掌握了机制蚊香的操作工艺和技术流程。受派人员完成东渡取经任务后，如期成功返沪，并采用日本制作工艺机制蚊香，压制出了盘型产品，成功推出了三星牌蚊香。有了质量可靠的蚊香产品，方液仙开始在销售上动脑筋，与日商开展竞争以占领市场。他通过法大马路（金陵东路）的华洋杂货批发商发售蚊香，实行每年五月发货、中秋节后结账收款的方式优待批发商，逐渐扩大了销路。同时，方液仙还不惜投入大量的广告，对“三星”蚊香进行广泛宣传。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三星牌蚊香已家喻户晓，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开始进入旺销时期，成了人们夏季的生活必需用品。1922年，方液仙先买下了槟榔路（金安远路）上的一块地皮，建造了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第一厂；稍后不久，又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续建第二厂。等到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洋货普遍受到民众抵制，三星牌蚊香也就取代了日产野猪牌蚊香，彻底占领了消费市场，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社最赚钱的一个看家产品。1928年，中国化学工业社再一次择址槟榔路兴建第三厂，专门生产三星牌蚊香。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解决生产蚊香所需主要原料——除虫菊的供给，方液仙聘请专家在浙江余杭及上海北新泾等地创办农场进行试种，很快获得了成功，不再依赖进口。之后，又进一步在浙江临平、温州和江苏南通、海门等地推广种植除虫菊，充分保证了生产蚊香所需的原料供应。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三星蚊香为中国化学工业社贡献了全部利润的一半以上，成为支撑企业的拳头产品。

关于方液仙创制的“三星”商标，其中还有一段推陈出新的故事——方母笃信佛教，按照传统习俗在自己家中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起初，方母用积攒的私房钱资助方液仙创业时，曾指着“三星”对儿子如是交代：“三星”会保佑你创业成功，你开发的产品必须以“三星”来命名；日后事业有成时，决计不能忘记护佑你的“三星”。方液仙谨遵母命，自觉地将中国化学工业社制售的花露水、牙粉等日化产品一概以“三星”为商标。但方液仙毕竟需要顺应时代进步的节拍、顺应市场消费的心理，于是就想出了既不违逆母命，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两全之策，即将封建气息浓厚的福、禄、寿“三星”图案改换成了 日、月、星“三星”新图案，尽管商标仍然叫“三星”，但此三星已非彼三星，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更改，一直相袭沿用。1937年2月，中国化学工业社资助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这部电影讲述实业救国、开办化工厂的一位实业家与一女歌星真情相爱的故事，影片中饰演女主人公的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担任该部电影导演的方沛霖诚请刘雪庵为影片创作插曲，刘雪庵则将5年前自己创作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方导演，后经编剧贝林（笔名）填词，这就成了流传后世、堪称经典的《何日君再来》。经过周璇高超的艺术呈现，这首歌曲红遍上海滩，蜚声海内外，成为精妙绝伦的广告典范，而嵌入片名之中的“三星”产品也更加深入人心。这也反映了方液仙出类拔萃的商业才能和在引领时尚消费方面所做出的成功探索。(www.xing528.com)

在方液仙拥有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三星系列产品中，三星牙膏是一个重要的支柱，而且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发家产品。方液仙早在1912年开始就生产三星牌牙粉，这是最早的国产牙粉。但由于受到无敌牌牙粉、嫦娥牌牙粉等同类产品的激烈挤压，三星牌牙粉的销路并不理想。而放眼国际市场，方液仙看到牙膏正在取代牙粉，为此就放弃了牙粉领域的竞争，转向了对牙膏的研制，终于在1923年推出了我国最早的牙膏——三星牌牙膏。方液仙生产的三星牌牙膏的质量和香味都远胜牙粉，而每支售价仅二角，大大低于美国制售的丝带牌（Colgate）七角一支的价格。由于性价比上具有明显优势，三星牌牙膏一经面市很快行销。五卅运动之后，在崇尚国货的声潮中，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利好局面。相比于蚊香，牙膏虽然利润较薄，但它不像蚊香受季节性销售的影响，可以一年四季制售，因此产量大、周转快、资金积累迅速。后来，尽管有黑人、留兰香等品牌出来与三星品牌竞争，但三星牙膏一直保持领先优势，方液仙也因此被称为“牙膏大王”。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名牌牙膏集中在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后来“中化社”更名为上海牙膏厂，专门生产各种牙膏。在上海牙膏厂的诸多产品中，方液仙创设的三星牙膏的独尊地位始终无法被撼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收听无线电台是社会大众主要的文娱生活方式，当时有一档最热门的节目——“大中国电台”，就在黄金时间下午7点到9点播放“三星牙膏京剧晚会”。

在三星系列之外，方液仙还制售卫生用品——肥皂。肥皂完全是生产牙膏过程中提取的副产品。因为生产牙膏需要精炼甘油，于是方液仙从法国进口了全套炼制设备，因此拥有了生产肥皂的原料，并于1938年春顺理成章地推出了“箭刀”牌肥皂。说起“箭刀”牌肥皂，这中间还有一段品牌之争的插曲。“箭刀”肥皂开始推出时叫“剪刀”肥皂，但当中国化学工业社依法前往商标局备案时，却被告知“剪刀”商标已被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注册。而实际上，该公司早已不用“剪刀”商标制售肥皂。闻讯后，方液仙即派李祖范前往中国肥皂公司与其董事长进行商洽，希望将商标转让给中国化学工业社。但为了减少肥皂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阻止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肥皂，中国肥皂公司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还少量恢复生产“剪刀”肥皂，运往厦门鼓浪屿等地销售，并将成交单存入法律档案，准备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万般无奈之下，方液仙只得改弦易辙，巧妙地利用“剪刀”与“箭刀”的谐音，改用一支箭与一把刀交叉在一起组成的图案作为商标，进行了注册，制售了“箭刀”牌肥皂，击败了英商的“祥茂”肥皂。

至此，方液仙及其中国化学工业社所制售的四大日化产品全部面世：“三星”牌蚊香、牙膏、调味粉和“箭刀”牌肥皂。这些品牌在成就方液仙实业救国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中国日化先驱、国货大王、牙膏大王等卓越声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方液仙强烈的爱国立场和如炽的爱国热忱。自一·二八淞沪抗战至八一三全面抗战，方液仙自始至终临危不惧，先后两次在自己的工厂区和上海胶州路申园设立伤兵医院，延请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负责救死扶伤事宜。1940年，身兼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职务的方液仙，已是“孤岛”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汪伪政府非常希望拉拢其共事，时任上海特别市长的傅筱庵以同乡情缘前来游说，并许以实业部长一职，方当即严词拒绝：“我是开厂做生意的，当不来大官。”同时，劝告傅筱庵：“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要当汉奸，当汉奸绝无好下场，要遗臭万年！”7月24日晚间，方液仙突然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告知其有一位南洋来的大商人想洽谈生意。25日上午9时，方液仙从星加坡路寓所准备驱车赴约，甫出门就遭埋伏在附近的四名暴徒的袭击，保镖陈甫生被击伤，方液仙本人则被劫持。事后获悉，行凶者是汪伪76号特务，方液仙被挟持到一辆事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未抵魔窟时已伤重殒命。一代爱国实业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这里，我们通过对方液仙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宁波药商身世的追述，可以观照出民国时期宁波药商在药业转型发展中的人生追求、大是大非面前的正确选择及其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时强烈地折射出宁波药商的儒商情怀和人文品性，为药业界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人生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