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营药业的复兴及宁波药商的发展

明朝代元之后，官药局体制依然基本如前，不同的是覆盖面更广，朝廷要求两京（南京、燕京）和全国各府州县均得置惠民药局。同时，职衔也有了新的叫法，《明史·职官志》载明：兆京太医院下的惠民药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掌管；京外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医官掌管。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时期的医史学家李濂在《惠民药局记》中这样记述：凡是到惠民药局求治的病人，都集中在木条围栏的外面等候，而内科、外科医生，则各看各科病人，诊断疾病，对症下药。明代商品经济迅速活跃，资本主义经济加快萌芽，民营药业应运而生，走向再度全面复兴，在此消彼长之中官药局体制则开始式微。当然，官药局的消亡是所有社会组织必然经历的一个自然生命周期的衰亡。对此，《中国药业史》在《明代官营药业衰亡与民营药业兴旺》节段中有一句结论性的概括：轰轰烈烈的官药局体制，历经宋、金、元、明4个朝代500余年结束（1076—1620年）。其实，这种结束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那就是民营药业的复兴。

观明一代，虽有明孝宗朱祐樘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命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和王磐等14名医官编修过本草，但最终这些医官因误投方药致殒孝宗而将取名为《本草品汇精要》、正待刊行的这部本草集成束之高阁，造成了明代无官修本草的历史现象。而这一耽搁就是整整四个世纪，直到1937年，商务印书馆才在删去绘制精美的1358幅彩色药图后将其付梓出版。

不过，明代无官修本草的缺憾，实际上完全被非官修本草的卓越成就填补了。在这里，我们只择要向大家概述一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橚的《救荒本草》和《普济方》及李中立的《本草原始》。

《本草纲目》作为集中国古代本草学之大成者，通过系统总结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的辉煌成就，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极为重要的科学文献。

朱橚乃朱元璋第五子，经历由皇子而庶人再复爵之后，一心致力于研究中医中药，所编之《救荒本草》与《普济方》，分别成为食疗与营养学的扛鼎之作和现存古代最大的医方书。

《本草原始》系医药学家李中立所著，是我国本草史上第一部绘制药材图谱的著作，可视为明代的药材鉴定专著，被认为是开启中药药材学的第一部著作，反映了明代药材经营中的质量与技术问题。(www.xing528.com)

与非官修本草特色纷呈、质量上乘一样，能够反映明代药业进步的另两个重要标志是全国四大药市的形成和成药产业的大力发展。

药业和药市相互依存，药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药材交易市场，而各具特色的药材交易市场成为药业兴旺的源头。在药业需求的拉动下，明代相继形成了河南禹州、河南百泉镇、河北祁州和江西樟树四大药市，为药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良好的药材交易平台。宁波药商是这些药市的常客。

在明代，生产成药即制剂的场地，被称为药室。对于当时的药室，明代宁波籍戏曲家和文学家屠隆（1543—1605）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他在其著作《考槃余事·卷三》中对药室中药剂的制作设备标配如是记载：“静屋一间，不闻鸡犬之处。中设一几，供医仙。置大板桌一，光面坚厚，可以和药。石磨一，铁碾、乳钵各一，斫筒一，桩臼一，大中小筛各一，粽帚一，净布一，铜镬一，火扇一，火钳一，盘秤一，药柜、药箱一，大小药刀一。葫芦瓶罐，当多蓄以备用。平时密锁，以杜不虞。”^[6]在这段文字中，作者非常强调药剂制作环境的静与制作设备的净，以及药室的安全保障，特别是在中间位置的几案上供医仙，这不仅说明了制药人在制药过程中的敬畏之心，而且反映了制药人对行业信仰的重视程度。所记二十多种制备工具一应俱全，煎煮药剂用的是铜镬，而粉碎药材的器具则是铁碾，即那种尖底呈弧形、两头窄、中部宽的槽型药具，使用时带柄的铁碾轮在槽内来回滚碾，既节省人力，又能将药材碾得细碎。当然，根据不同的药物材质，必定还须用到石磨、斫筒（石制冲窝）、桩臼等器材，并备有大、中、小不同孔径的药筛，以获取不同粗细的粉碎物。完成丸、散、丹等制剂后，要通过称重计量、装罐贮存，以供所需时使用。最后，还用“平时密锁，以杜不虞”八字交代了药室严格的管理制度，目的是严格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因为药品乃是生命之所系，绝对来不得半点的疏忽闪失。

明代民营药业的复兴到底给宁波药商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可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宁波药商的崛起，仅以北京为例，不仅同仁堂肇始于明末清初，而且北京最早的万全堂同样诞生于永乐年间，千芝堂则创办于万历年间，西鹤年堂也创办于嘉靖年间。正是诸多药商的存在，才为在北京形成同乡药业组织和同乡会组织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