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药商源于深厚的地域医药文化积淀

宁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之一，七千多年前灿烂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代表着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水平。这种文化沃土与文化基因兼优的独特地域，不仅为文明的兴盛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更哺育着新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有着深厚的医药文化积淀，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其做过系统的梳理，如张如安《宁波中医药文化史》和龚烈沸《宁波中医药文化志》。根据所论内容，我们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与整个中国的医药业渐次递进相同，隋唐五代时期，宁波的医药业亦已具有一定的声势。诚如张如安通过对宁波医药文化的系统研究和缜密论证，提出了关于“从现有资料看，唐五代时期，宁波地区对药的重视远胜于对医的重视”的论断一样，我们认为，宁波发达的药业是与深厚的药学研究基础有着内在联系的。

宁波的商业文化中，经常能看到“计然之策”的表述。大家不一定知道《范子计然》是我国第一部药材商品学著作，而且它的两位作者——范蠡和计然都在宁波留下了历史足迹，但关于他们的传说在宁波城乡是家喻户晓的：陶朱公范蠡，系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偕西施泛舟五湖，后来定居到了宁波东钱湖，被誉为一代商圣，陶公山因此得名；计然与范蠡是同时代人，据说是老子的弟子，范蠡拜他为师，获授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计，用其五计即已灭吴。范蠡赞叹道：“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黄山村，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计家山的遗存，这里90%以上的村民都姓计。《东浙计氏宗谱》载，他们的祖先计然2500年前就生活在这里。不仅言之凿凿，而且人事昭昭，计氏家谱中的第一张画像就是越相计然辛研公，村中挖有一口古井曰“计然井”，井前小山相传就是计然的墓地。可以说，东浙计氏就是计然之后裔。当然，根据内容分析，《范子计然》被认定为托名之作，实非范蠡、计然所写，应视为西汉时期药材商品学的一部辞典。书中所载102种物品之名，药材占了87种，包括植物药65种、动物药6种、矿物药16种，是我国第一部供药材购销人员使用的药材商品学手册，首开药材商品学之先河。正因为如此，它在商人群体，特别是药商群体中影响深远。著名的药商家族董氏，在其《慈溪董氏宗谱》中言必称“仿计然策”“法计然策”，甚至有人干脆把名字取为董之策（1679—1751），其用意可谓昭然若揭：“仿计然策，游襄、汉间……既而握奇多中，家业 日隆。”

至于药学研究，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因写出《本草拾遗》而被称为“八世纪伟大药物学家”的陈藏器（687—757），他是有史可查的宁波首位专业医药学家，也是“十剂”方剂分类法的创始人。他的《本草拾遗》参考116种医药、史地书籍写成，记载了《新修本草》未收之药692种，分8部详细叙述药名、性味、毒性、药效、主治、产地、性状、采制、禁忌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药宝库，对药用生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陈藏器尽一己之力撰写《本草拾遗》的成功尝试，也开启了非官修本草的先河，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李时珍特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稍后于陈藏器的五代吴越国药物学家日华子也是四明人（今浙江鄞州），著有《日华子本草》，总结了唐末五代的药学成就，注重日用本草，对药性理论有不少新的发展，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草著作。陈藏器、日华子等为代表的宁波籍本草学家的药学研究成就，特别是他们对于药学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一向被后世所推崇和继承。尽管本草药学知识向药业经营转变还需要打通许多应用、嬗变的环节，但本草药学知识的深厚积累、广泛流布，特别是本草学者的卓越建树，为促进药业生产经营以及药商的萌发与兴起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大量习医懂药的儒生士子的存在，更为本草药学向药业生产经营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与智力支持。

与此同时，到了唐代，四明山已开始成为药材宝库，越窑也已盛产品类众多的医疗卫生用具。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在这里我们想综合有关研究所得，谈谈四明山为什么出名、为什么在唐代出名等问题。(www.xing528.com)

尽管文献早有汉代梅福隐居四明山修行的记载，相传他还写有《四明山记》，传播道教文化的同时，搭建起了商贸平台，因此被历代宁波人所传颂，至今宁波各地关于梅福踪迹的遗存数不胜数。之后，诸多文人名士都到过、写过、赞过四明山，特别是晋代孙绰在他的《游天台山赋》中写到了四明山。但四明山却波澜不兴，没能在外产生深广的影响力。这种寂寞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据说唐代的有道之士谢遗尘，有一年乘兴前往松江拜访好友陆龟蒙。陆龟蒙在《四明山诗》的序言中记下了该事件：“谢遗尘者，有道之士也。尝隐于四明之南雷，一旦访予来，语不及世务。”那么，谢此访既然不道世间俗务，究竟意欲何为？答案是“尽言四明山腹地各处胜迹与风物”，最后还请陆龟蒙“各为我赋诗”，这就是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四明山九题并序》，包括了《石窗》《过云》《云南》《云北》《鹿亭》《樊榭》《潺湲洞》《青棂子》《鞠侯》九诗。诗成之后，陆龟蒙欣然把这九首题四明的诗作送呈给了文友皮日休，从而引出了皮日休相唱和的《和陆鲁望^[2]四明九题》，实则是九首同名诗。这么一段诗文佳话，无意之间将四明山带出了深山，带到了京城，带进了文化圈。陆、皮之唱和，引起了世人，特别是京城长安文人达贵的关注，大家争相传播，四明山及其名胜从此声名鹊起，成为唐诗之路的重要目的地。其实，不仅陆、皮唱和之诗写到药，而且四明山的开山之作同样写药，政协宁波诗社编集的《宁波地名诗》首篇就是孟郊的《送萧炼师入四明山》。由此可见，四明山一开始就是一座药山。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到了宋代，宁波的医药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药业史》在论及南宋城市药业时举了奉化名医陆严治病救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新昌徐妇难产，抬二百里前来求救。陆严曰：‘此血闷也，红花数十斤则可活。’病家急购如数，煎汤熏蒸后胎下。急购数十斤红花抢救病人，奉化若无批发药业是不能办到的。”尽管这只是一种推断而已，但还是比较能说明当时宁波医药业的基本面貌，特别是药材生产与交易的客观存在。在这里，我不妨引用一下收录在《宁波中医药文化志》中的《宋陆次云墓志》，这块墓志现存奉化滕头村石窗艺术馆，它记述了墓主陆次云“世籍庆元府（南宋宁宗于庆元元年即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慈溪县。少年已绝宠荣望，不事生理，治药自隐，以世其业。”该书在对此墓志注释时指出：“此志是宁波宋代医学史中一则重要史料：一是志主陆次云以治药为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位宋代药师；二是志主之次子陆楹为‘翰林医学特差充庆元府驻泊医官’，季子陆椿‘习医科’，表明这是一个医药家庭，同时也说明当时庆元府已有医学管理机构，比宝庆《四明志》所载早30多年。”宁波不仅本土医药业发达，随着人员的流动，还把医药带到了远处。清初，鄞县人沈光文到了台湾，为了谋生，他就发挥自身是中医的优势在当地业医营药，但由于药铺生意清淡，最后不得不兼开私塾赚取学费以贴补家用。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稍作一番考察，以上这些宁波的医药人文基础应该都是孕育宁波药商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