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儒、道、释三者相互交织，共生共融，生生不息。这一特征投射到医药文化的民间信仰上，呈现出扯不清的药皇、药王与药王菩萨，以及药皇殿与药王庙。对此，起初我们以为个中原因大概是方言俚语中皇、王不分与殿、庙雷同。然而，一深入探究，发现真正的原因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故，而是人们对文化礼俗的一种误解和混淆。皇者，本特指上古三皇：伏羲、神农、黄帝。王者，那就要宽泛得多了，而在所谓的诸多药王中，真正被官府授封过的大概只有唐代的孙思邈一人。据《说文古本考》：“殿，堂之高大者也。”殿用于建筑物，表示其形体高大、地位显著者。《说文解字》：“庙，尊先祖兒（mào，同貌）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说：“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由此可见，庙是古代供祀祖宗的地方，《礼记》中规定：“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意思是说，天子可设七庙供奉祖先，太庙居中，左三昭，右三穆；诸侯可立五庙供奉祖先；大夫可以立三庙供奉祖先；士可以立一庙供奉祖先。庶人则不准设庙。然而，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一般把祭祀神灵的场所统称为庙。简略地对传统历史文化作一番回顾梳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药皇殿与药王庙之不同。
回望中华历史，放眼神州大地，药王庙曾经遍布城乡，星罗棋布。而比之于药王庙，药皇殿就显得非常稀少了，这一多一少恰恰反映了药王与药皇的本质区别和药王庙与药皇殿的不同特质。据文献记载和实物比对，发现全国只有三溪药帮——安徽绩溪、浙江慈溪和兰溪供奉药皇神农氏，故均称药皇殿。所以，在宁波将药皇殿混称为药王庙，甚至把药王说成是佛教信仰中的药皇菩萨。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周达章、周娴华主编的《宁波商街文化》一书就提出了对药皇殿祭祀神农的质疑：“不知何种原因，如今天一广场西边尚在的药皇殿里所供奉的居然不是佛像，而是采撷百草的神农氏！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宁波地方志》中，错把神圣的药皇殿当作中药界议事之地。其实，佛教信徒叩拜药皇菩萨的做法直到今天依然盛行。”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贬损了药皇殿的文化价值。
我们认为，药皇殿就是祭祀药皇神农氏的，这一点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关于神农之称，虽也存在异名，但这无法撼动其正统之名。《白虎通义·号》如是阐释：“（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古今人表》则记载：“炎帝神农氏。”张晏解释说：“（神农）作耒耜，故曰神农。”而《礼纬含文嘉》还特别解释了神农之神：“其德浓厚若神，故曰神农也。”这个观点，非常特别地把神与厚德联系在了一起，不仅为文献所少见，而且对医药历史研究也难能可贵。因为，药之要义在德，而神农之德达到了神的地步，因此就从天地人之人升华成了人神。正是具备了这个神的特性，才奠定了他超越凡人、至尊至善的地位，他还被尊称为人皇、九皇、后帝皇君等。(www.xing528.com)
另外，我们认为把神农奉为药商的精神偶像，确实是天造地设的。神农虽有着发明农具、教种桑麻，发明医药、和药济人，发明穗书、著书立说，制定历法、推演八卦等诸多贡献，但最主要的是在发明医药与推动文明这两个方面。在我国早期的古籍中，农业统称为食，商业统称为货，《汉书》引用《洪范》八政有具体的注释：“‘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意思是说，开展足食与通货乃是富民强国之根本。而神农集发明农业与商业于一身，功莫大于焉。尽管神农在商业方面的贡献古籍同样有诸多记载，却多被后人所忽视。站在药商研究的角度，我们认为应该将其还原凸显出来，《周易·系辞下》：“（神农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如果说，这段文字就神农时期发明商市还是神农发明了商市，讲得不够清楚明白的话，那么《通志》就不这么模棱两可了：“自神农列廛于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所谓“廛”，本义指城市平民的房地，引申为廛市，即集市。这两项内容也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是神农开始倡导并推行商业贸易，尽管尚处于以物易物的萌芽时期和原始交易阶段，但毕竟解决了食足之后货通的途径，具有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基于这样的文化内涵，宁波药商祭祀神农师出有名、一举两得，不愧是有文化的药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