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石刻碑记：商业活动记录与同乡组织架构展现

《鄞县会馆碑文》和《四明会馆碑记》正是宁波商帮人士在京城从事商业活动轨迹的自我记录。

鄞县会馆碑文

（原碑在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

盖闻：掩埋为仁政之先，禋祀乃礼典所重。矧夫首善之区，求名利者，莫不云集。其间寿夭不一，通塞攸殊。往有死亡旅次，而灵榇莫能归者。是以建置义园，盖为无力者计。又有濡滞未归，亦须暂为停厝，以避燥湿而蔽风雨。故于义园中添设房舍，为将归者少息之所。凡此皆以悯暴露而安旅魂也。吾鄞县会馆，创自前明，久经颓废。国初时，吾乡大理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阙后经久，渐即倾圮，复赖张公讳镰（镳？）者，倡率募捐，重为修葺，俾得至于今弗坏。无如历年愈久，而停葬致停浮于屋，葬浮于地。夫一邑之义举创之，贵有以继之，且经营之于前，宜恢大之于后愈伙，以也。爰集同乡，敦桑梓之谊，慨助乐输，增购旷地，添修房舍。庶俾葬有归，停有所寄，更议岁时设享，妥厥旅魂。所有增减条规开后，勒石以垂久远。庶不负创者，继者之至意云尔。

道光十五年（1835年）岁次乙未七月众首事公立

《鄞县会馆碑文》对鄞县会馆的所记并不详尽，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吾鄞县会馆，创自前明，久经颓废。国初时，吾乡大理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的重要沿革信息，进而使我们基本确认所有在京的宁波帮同乡会馆中其最早的历史地位，而且完整地记载了会馆的主要功能：“建置义园”“妥厥旅魂”，举办公益事业，起到“敦桑梓之谊”的同乡联谊作用。最初的商人会馆，本是一种松散的同乡组织，它为同乡商人提供一定的方便，有利于同乡联合起来同其他商帮竞争。鄞县会馆的建立，说明那时宁波商人在北京已有相当数量，这是宁波商人初具规模的重要标志。鄞县会馆的功能更是宁波帮精神的生动写照，与宁波帮乐善好施、注重乡情乡谊的优良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这么说，从鄞县会馆完全能够看到以后宁波帮同乡同业组织的基本架构和共同特点。

碑文之外，我们还能得到鄞县会馆的其他一些信息。《宁波商帮史》载明：鄞县会馆创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先由在北京的宁波籍章某、陈某联合48位同乡筹建，后经过在京宁波籍商人和同乡（其中大多数为工商业者），五年的共同努力，先后有680多人为此捐助资金，捐款和利息累计达银350两，最多时集资款项达到了白银1000两。当然，从时间上考量，这个鄞县会馆显然要迟于创自前明的鄞县会馆。但鉴于这个鄞县会馆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我们不妨也将其纳入研究视野，至少名称上它们是相同的，其属性也相当接近，有董秉纯为乾隆壬申（1752年）举人屠可堂代写的《创建鄞县会馆碑记》为证：“吾乡客京师者旧有会馆，在西南门内，建造之本末无可考。其地僻远，流寓之所不经。间有投闲养疴者栖息之。久之，遂有停棺柩于是者。又久之，遂有加封窆于是者。今则古冢垒垒，新陌矗矗，虽存老屋数楹而荒烟野蔓，竟成鼪鼯燐火之乡。寒食中元纸钱麦饭之外，宴享所不及，聚会所不至，仕客乡缙绅之属遂有足迹不一过者，于是是馆为虚设。”

所以《鄞县通志》商业篇中云，邑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

与《鄞县会馆碑文》相映照的是《四明会馆碑记》。这块由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敬立的碑记，撰文者是鄞县籍举人陈震福。

四明会馆碑记(www.xing528.com)

（原碑在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

京城之西南隅多隙地，□路蜓伏，古冢垒垒，有旧名鄞县会馆者，尤然隆起于其间。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馆之后有地数十亩，设为冢园，凡年久而未归葬者，即于园之中择地葬之。如前大总统徐世昌氏之先代，所葬高曾祖茔三座，其著焉者也。夫以一乡一邑之义举，□四百余年之久，国姓屡易，人事代谢，□□□□不绝，以□□□是为偶然于其间，殆□乡先辈承启之功与经营之志，后先辉映，自有不可没者在耶？抑天之呵护先灵，以示报施固如此，其德且远耶？岁辛酉，民国纪元之十有一年，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会长奉化沈君化荣，与会中诸乡先生议欲修葺斯馆，谋所以扩充之，改名为四明会馆。时余方任副会长，□隶籍鄞县，属余□诸同县乡老之旅京者议。夫□适宁波水灾起，旅京同乡为筹募急赈，相约开会，吾县同乡之与会者殊众。沈君与余即以是请之，佥谓鄞县会馆之停柩与葬斯园，凡隶旧宁波府属之旅京者皆与焉，固非以鄞县人而私之也。夫同属七邑（民国时宁波所属有鄞县、奉化、宁海、象山、余姚、慈溪、镇海等七县）之中，远□数千里之外，不□疾病而至于死亡，见之闻之者，皆时嗟悼之不足，又有拘拘于一乡一邑之见，异议而□摈之乎！遂定议改名为四明会馆，而以原有之鄞县会馆匾额仍悬于馆之前殿，使后之瞻者知其所自始云。明年三月，沈君以议既定，乃首捐巨款以为之创，王君莲舫、吴君熊渭、施君□生、张君永序、马君静斋等皆各就其力之所及，相率奔走劝募，凡旅京同乡之见义勇为者，恒不计所入之多寡，慨然乐为之助。馆久黯□，加丹雘而新之，义园古□逵路渐侵塌，新砌以石凡十余丈。又于馆之南，建房十有六间别为一院，院之所增设养病室。其南助停柩如旧例，而以会中公制之新柩权寄其中。北设公厅，为岁时集会及与祭者将事之所。兴既竣，爰于十月望日，举行四明会馆落成礼。礼毕，□其额于大门之上。是日同乡之旅京者多与焉，而以执工商业者为尤众。盖自前明创建，历年□久，为法渐备，固非一时所能跻，亦非一日所能足，□□所能期其成也。清光绪初年之修斯馆，吾先伯钧堂先生与张公筱□实主其事。前乎此者修凡三次，后乎此者石君仁孝之重修又其一也。考其碑文，历历如睹，顾其间或有为一时口碑所载而未笔之于书，年远代湮，有美勿传，而□功之足以馨香崇圣者，又不知凡几也。吾于吾先伯修斯馆之三十余年，幸从乡先生后于与斯□，□命为之记，吾□不文，固乐为之。虽然吾知文足以记者，□仅其著焉者也。其为吾文所未记，而功之足以馨香崇奉者□多矣。

鄞县陈震福谨撰

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元旦

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敬立

根据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所提供的信息，我们特意查找了撰文者，资料显示：陈震福（字艮初），鄞县人，是民国早期在北京的宁波同乡会领袖人物之一，曾任多届宁波旅平（北平）同乡会会长（1929—1932）或副会长（1933年，会长为王正廷）。他与北仑小港李家是姻亲关系，也是近代宁波帮的一位重要人物，基于与本论题的相关性，在此不再赘述。

《四明会馆碑记》的作者不仅告诉我们其作为亲历者所知道的四明会馆创建的历史过程，而且清楚地转述了四明会馆的前身鄞县会馆珍贵的历史信息，特别是提供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的历史线索。这一历史线索在揭示北京早期宁波同乡会馆承载的主要功能的同时，传递出了药商作为宁波帮滥觞的重要信息：锁定了鄞县会馆形成的时间节点——明代。虽然只是“相传”，显得比较笼统和缺乏史料佐证，但毕竟存在着这样口口相传的基础，从现有的史料考证中，我们知道鄞县会馆应该创建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这一时期发起成立鄞县会馆的是同乡“操药材业者”，职业背景非常清楚。正是这镌刻在石碑上的极其简约的历史信息，让我们找寻到了宁波帮同乡组织的源头，也为我们提出药商——宁波帮文化滥觞的立论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佐证。当然，这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谜点，如经营药材业的主要是慈溪商人，怎么反而由鄞县的药材商人发起成立鄞县会馆？事实上，慈溪药材商人一直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从后来创办的一系列国药堂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四明会馆才着眼州府来组建同乡会馆，这样更容易凸显地域特征，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正是有了四明会馆的概念，宁波帮才显得更加名副其实，因为四明作为宁波的代称，比任何一个属县的代称都恰如其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鄞县虽只是明州、庆元和宁波之一县，但由于其一直是郡、府、路、州的治所驻地，就有着其他县邑难以比拟的特殊地位，即一定意义上说，所谓鄞县就是宁波城区甚至是宁波整个地域的代称。再说，“明时吾郡”之郡肯定是指宁波了，因为郡与邑是非常清楚的行政区划指称，如果是鄞县，可能就会说吾邑了。当然，有时出现真假难辨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如王静在《千年望族慈城冯家——一个宁波氏族的田野调查》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引述：“明袁炜述：‘金川冯氏乃吾慈望族。’而且元明间，迁鄞县慈城冯氏在四明有一定影响，其冯家库被载入明代宁波地方文献《敬止录》（见该书第26页）。”这里，就容易把慈城说成是鄞县的慈城了，但实际上慈城从来都是慈溪的，其文意是指迁徙到鄞县的慈溪县慈城的冯氏。那么，这恰恰告诉我们，“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之说，就是指包括慈溪药商在内的宁波药商，或者是把慈溪与鄞县混在一起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