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换技术对自主创新的抑制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国家技术进步，中国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制订专项计划对大量技术落后的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二是由国家出面对一些重点领域进行科技攻关；三是建立合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等进行全方位学习，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三种方式针对的领域不同，各有优缺点。但在一般技术进步领域，“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因此在这里着重探讨一下“以市场换技术”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性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三种主要技术进步方式

1.用专项计划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做法，以“三千项计划”和“十二条龙计划”为代表。现有企业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但存在着“三低”的问题：经济效益低，企业素质低，竞争能力低。“三千项计划”是指国家经委于1982年9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提出了“关于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工作安排的报告”和“六五”后三年用三十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引进三千项先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的计划草案。截至1985年底，实际对外签约4450项，成交金额41.07亿美元；其中，1983年660项，6.03亿美元；1984年1562项，15亿美元；1985年2222项，20.04亿美元。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属于国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前者是从企业的技术改造出发来引进技术，将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通过“三千项计划”的实践证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出口创汇—更高层次引进技术，不断提高，是推动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十二条龙计划”是1986年开始的。为了使引进的技术、生产线、关键设备及时消化吸收国产化，国家经委于1986年编制下达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大项目计划”，使国产化率大幅提高。最初几年，国家为实施“十二条龙计划”共安排了5亿元科技开发资金、18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贷款、2.3亿美元外汇额度，到1990年底止，共约有360个项目投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达到了计划所要求的“主要产品达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国产化率达到80%，同时形成批量生产”的目标，获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在面临资金与外汇“双缺口”的约束条件下，将技术引进与利用外资相结合，希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以降低技术引进的成本和提高技术引进的效率。进一步地，为了激励或迫使外商转让先进技术或兴办先进技术企业，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即对于国际上确实先进的技术，中方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部分产品内销，让外商从中方让出的市场中赚得一定利润，从而转让其先进技术。^[14]由此可见，“以市场换技术”最初是作为获得外商先进技术的一种政策工具而提出的。

“以市场换技术”的提出与外商直接投资紧密关联，这也就决定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技术引进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方针与“双顺差”的出现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无疑是好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也确实获得了一些外商不肯轻易转让的先进技术。但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以市场换技术”远未实现“引进外国适用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15]的目标。2012年12月6日，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周柳军在“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技术贸易长期呈现逆差状况，每年的技术贸易逆差超过100亿美元，说明中国目前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方面确与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有差距。

2009年6月24日的《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就认为：“在企业经营发展方面，引导和支持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汽车行业为例，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大多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国外公司合资合作，但在技术、品牌、产品制造和营销网络等方面保护中方权益、推进‘以市场换技术’的规定不健全，既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实施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自主品牌的市场空间。”^[16]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市场换技术”在实施过程从作为“换技术的工具”逐渐演变为“增长的工具”，即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政府或企业通过“换”这种“省钱”、速度快的办法来获得先进技术。由于对获取先进技术的目的放在能否迅速增加产能上，而不是放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上，自然会使这些后续环节被忽视了，而恰恰这些后续环节才是“以市场换技术”成功的关键环节。这样，“以市场换技术”虽然能快速提高产能，但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却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忽略了自主创新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以市场换技术”从多个方面抑制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3.组织专门力量进行重大科技攻关。

由国家出面组织重大项目科技攻关（如航空航天、大飞机项目等），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一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实施了四个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第一个是始于1982年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主要目标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的问题。第二个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863”计划，主要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研究与开发的重点。第三个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亦称“973”计划，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领域以及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第四个是一些专门领域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主要有1986年开始实施的农业科技计划——“星火计划”，198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成果推广计划——“火炬计划”，199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以及后来的探月工程等。

这些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均由国家组织实施，组织严密，计划针对性强，经费有保障，能够集聚全国最优秀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实施效果普遍比较好，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中国的科技实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限于财力物力，国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开展类似的科技攻关计划。并且，由国家组织的科技攻关计划，也存在规模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规模越大，效率越低。另外，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成果转化问题比较严重，许多科技成果由于和市场脱节比较严重，只能被锁在柜子里，不能转化为先进的产业，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另外一个短板。因此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大多只适宜于全局性的、基础作用重大、具有重大科技意义的重点项目，中外概莫能外。(www.xing528.com)

（二）“以市场换技术”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

中国的三种技术进步方式，导致中国的技术分布也具有“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中国在一些高精尖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基因、航天技术等，这都源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实施比较成功的结果；另一方面，对于产业成长极其重要一般技术领域，中国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导致中国的大多数产业都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但是，中国技术分布的二元化特征还不仅仅表现如此，在经济结构内部也出现“二元化”，表现为不同性质的企业技术先进程度不同。“以市场换技术”往往从沿海开始、从合资经营企业开始、从国有大型企业开始，因此从企业类型来看，外资企业、国有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大于国内其他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地区上来看，沿海特区和开放城市要高于内地企业的生产率。这使“以市场换技术”成为经济结构内部形成“二元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同一产业内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别很大。由于市场保护政策和地区行政分割，这些差别又不能轻易通过市场竞争来缩小和消除，使“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强化。这种“二元化”特征是中国贸易结构以加工贸易为主、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主要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主要原因。

1.“以市场换技术”使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没有赶上分工的发展，从要素禀赋分工、产品分工、产业内分工到价值链分工，并成为对外部市场依赖性的重要原因。

图6.3　微笑曲线示意图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国家希望利用“三低一大”^[17]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是多方位的，包括对国外资金、国外市场和国外技术的依赖。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内储蓄的持续增加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国外资金和国外市场的依赖明显减弱，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似乎仍然在短期内难以解决，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2.“以市场换技术”专注于“换”的过程，忽略了消化吸收的学习过程，让外资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代替了本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表面上看是国内市场与引进技术的交换，实质上是动态的市场与外企技术开发能力的交换。创新的核心环节被忽视。

3.“以市场换技术”实质上与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相矛盾的。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产品内分工，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

最近人们开始对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对外国公司技术选择上的影响予以关注。一些研究发现，政府越试图让外国公司与本国的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也即建立合资公司），投资者就越不愿意把他们的优势——更先进的技术以及优越的管理制度——引入东道国。当跨国公司被允许完全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当他们面临本地企业更激烈的竞争或是它们用于出口的产品受到技术上的挑战时，他们才有可能改善管理制度并给当地公司带来正效应。发生在墨西哥汽车行业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18]一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国外企业与本地企业在建立初期使用的技术并没有多大差别，但国外企业却并不愿意在国内进行创新活动而是更多地依赖国外技术。一份对马来西亚的电器与电子行业的研究表明，与当地企业联系越多的跨国公司从外引进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小。与日本企业相比，美国公司更愿意在技术与管理上雇用本地人。

约翰·邓宁指出，公司之所以进行海外投资是因为其在所有权、区位以及内部化方面存在优势。所有权是指那些特属于某一公司并为其带来独特竞争优势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公司得以在海外市场立足，包括：特种技术、产品特性以及资金方面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为投资海外提供动力的因素，诸如绕过关税壁垒或是东道主国家对投资某一特定地区的鼓励。内部化因素则回答了公司为什么在海外建立公司而非采用特许或与当地公司进行合资的方式这一问题。公司这样做就保证了其在协调各种相关活动时的安全性而不必担心一些内部运作及信息泄露到市场上。对外投资同样会分散一个公司的风险并可使其利用各种不同的法律和法规。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一家公司决定是否投资海外时，它总是试图保留创新能力以及技术方面的相关权益。^[19]

4.“以市场换技术”本意是通过让出市场换取急需的高精尖技术，即核心技术，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自主开发高精尖技术的压力和积极性。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R.纳尔逊，在其《国家创新体制：一项比较研究》一书中经过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资本品工业的进步“为范围广泛的—从高速列车到蜂窝电话到商业银行—下游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着基石和关键的机遇。……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企业将来在下游产业变得强大，该国最好是不要让外国企业控制关键的上游技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