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对“双顺差”的结构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解产生“双顺差”的关键是FDI和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而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又与FDI存在密切的联系。究其根源,我们发现,出现这种贸易模式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技术在世界上的相对发展水平。
1.以弥补“技术缺口”为主要目标之一的FDI是金融账户顺差的重要原因。获得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是我国引进FDI的两大最主要目标,但是,争取外商转移先进技术可能在政策考虑上居于更优先的地位。即使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国内建设资金逐渐不再短缺的同时(中国由“双缺口”转为“双顺差”),国家也仍然希望通过引进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来带动国内企业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因此,对FDI政策的反思是理解金融账户顺差的最重要角度。我们可以预见,只要中国仍然希望通过扩大学习效应来从外资企业获得技术转移作为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那么,不断增加高质量FDI的吸引力仍将是国家政策不变的目标,构成金融账户最稳定部分的顺差就会持续。
2.中国的FDI结构决定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
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鼓励下,大量的FDI进入中国市场,兴办三资企业。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资企业以与中方兴办合资企业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多以兴办独资企业为主。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担心外资企业冲击民族工业,以及维持外汇平衡和尽可能多地赚取进口技术设备的外汇,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其实也就是一种“创汇经济”,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的外资,都规定其产品大部分或全部外销。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外资企业又在其中占有绝大部分比重。由于深受外资的影响,而外资企业又只是按照中国在其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来进行投资,所以中国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实际上是由FDI的结构来决定的。
3.“双顺差”悖论是自主创新能力被长期抑制后的结果。(www.xing528.com)
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账户收支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交往与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竞争力。由于货物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FDI分别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所以要改变“双顺差”长期收支失衡状态,就必须改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以及FDI未能有效转化成国内储蓄的状况。
但是,FDI结构和贸易模式都是由一国的国际分工来决定的,而这种国际分工又是以一国在国际上的相对技术水平来决定的。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长期以来主要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模仿和改进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因此,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来源、结构及其进步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对外贸易结构,甚至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以国际收支持续多年“双顺差”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经济失衡,背后实际上都有着深刻的技术根源。路风、余永定(2012)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悖论的分析,认为“双顺差”的产业根源是能力成长不足,FDI并不能给中国自动带来技术进步,外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主体的能力成长具有挤压效应,致使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能力缺口,并将其具体原因归咎为忽略自主创新和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政策。
自2000年以来的8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里享有优势而发展到在中等水平的科技产业中占有可观份额,这些都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大多为美元)。[4]导致“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5]陷入这种依赖的原因是在忽略自主创新而导致能力成长不足的条件下,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高速增长的政策手段。[6]双顺差反映了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经常项目收支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也是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05年以来才出现经常项目大额顺差,之前基本上是逆差和顺差交替出现,并且规模和占比都不大。
因此,中国“双顺差”的长期存在,是“以市场换技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必然结果。可能更严重的是,不但让出市场没有换来所希望的技术成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针很可能对自主创新起到了抑制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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