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双顺差”特点及货物贸易的主导地位

从时间上来看，“双顺差”是从1994年开始激增的。1994年之前的国际收支总顺差从来没有突破过200亿美元，且波动幅度不大，1994年则从1993年的116亿美元跃升到403亿美元。1994年至2012年间，除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外，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均大幅增加，到2011年已达4228亿美元。而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图6.1　1992—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差额(www.xing528.com)

1.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出口贸易的一半是由加工贸易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虽然近几年的出口结构中一般贸易占比缓慢提升，但还是未能超过加工贸易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度。直接投资顺差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这与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有很大关系。由于出口贸易的一半是由加工贸易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而这些出口又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部门。与此相对应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当年国内进行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取消了对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统一并压低了官方汇率，同时推行外汇强制结汇制。低估本币汇率会相对降低本币的国际购买力，但是有利于出口。此后，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持续，并在2001年以后出现了逐年高涨的局面，近两年经常账户顺差有一定下降，但仍保持很高的绝对量。

2.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稳定的流入，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项目是金融账户差额波动的主要来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9、2010）。Dunning（1979）的研究认为，FDI是三个因子的函数：所有者在东道国的排他性优势、所有者通过FDI转化其优势所获得的利益、东道国的本地优势。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价格、较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稳定的宏观经济与政治环境等，是吸引大量FDI的主要因素。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制度上的逐步开放有效降低了外国到中国建立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实际上造成了对本土资本及企业的不公平，同时也引发了相当规模的返程投资流入。在国内资本严重不足的发展时期，吸引外商进入的优惠政策不仅可以引进外资，有效弥补本地投资不足的缺陷，而且不会产生投资政策歧视本地厂商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已经逐步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外资优惠政策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本土厂商投资的歧视。于是在内资和外资之间存在差别待遇的情况下，一部分的国内资本选择了过渡性外逃，先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再以外国资金的身份回到中国，享受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

3.中国“双顺差”的金融账户波动幅度较大，而经常账户的波动幅度较小，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出现这种特征的原因在于，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即使加工贸易型FDI流入对中国是互补效应，1992年之后则逐渐以替代效应（挤出国内投资）为主。因此，FDI在1992年之前利用外资效果较好，经常项目逆差，1992年之后开始出现“双顺差”，原因就在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FDI的效应从互补效应向替代效应转变，即挤出效应逐渐占主要地位。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通过技术引进来发展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