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顺差”悖论与中国经济的技术根源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失衡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国际收支长期存在巨额的“双顺差”。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原理，经常账户差额与金融账户差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反向关系，这决定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两个账户同时出现资金流入大于流出的现象，即长期“双顺差”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但是近20年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双顺差”状态，表明中国在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大量输出资本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而两个方向投资的收益差异使这个格局无异于“穷人以高价从富人手中借来钱，然后又将钱廉价地借回给富人”^[1]，形成一种反常的国际收支结构。路风、余永定（2012）认为，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即中国的储蓄率足以支持相当高的国内投资率，而无须以境外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流入为补充。但在事实上，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而形成了“双顺差”悖论。

对于“双顺差”的成因及对“双顺差”悖论的解释，学术界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有关“双顺差”的成因，余永定、覃东海（2006）认为，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2]而樊纲、贺力平（2012）则认为，“双顺差”的持续体现了中国经济金融中的一些特殊因素，一是在外汇储备积累政策下，大部分外汇资金被汇集到外汇储备中，因而外汇资金很少经由私人部门或在金融账户下流出国外；二是稳定汇率政策限制了私人部门留存和管理外汇资金的作用；三是中国存在资本账户管制限制了外汇资金的外汇运用。^[3](www.xing528.com)

中国为什么会在自身拥有足够储蓄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外资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答案。第一，中国巨额的储蓄无法顺利转化成国内投资。张军、郭为（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有大量的“储蓄沉积”，也就是大量没有转化为投资的过剩储蓄，并不是一个缺乏资金的国家，高FDI流入背后的资金需求对于分析中国的失衡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另外，目前FDI对我国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的“帮助效应”远远小于“替代效应”，FDI只是作为一个新增的资金来源弥补和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并没有在改变我国金融压抑上表现出很明显的效应。而且，在“替代效应”下，企业向金融机构的借贷量下降，储蓄—投资转化效率降低，进一步地使我国表现出“储蓄沉积”。第二，用于国内投资的自身积累的储蓄与外资的质量不同。外资的进入不但会带来雄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伴随而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际销售渠道等。相比之下，内资，无论是政府储蓄还是私人储蓄，都很欠缺这些要素。所以尽管中国的储蓄很多，但却因为储蓄本身的结构和质量问题而难以把握国内外的投资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或者是保持了“储蓄—投资”缺口，维持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总之，由于外资的技术含量往往要高于内资，即外资的质量要优于内资，所以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储蓄，但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因此，从表面上看“双顺差”是一种储蓄—投资悖论，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技术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