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曾指出：“我们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国外一些人士对扩大同我国贸易，主要考虑两条：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有无支付能力。对于我国政局，他们已经没有顾虑，但对支付能力，考虑还比较多。”[13]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谷牧、方毅和康世恩的谈话中说：“现在国内外都担心我们借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因此，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14]因此，引进技术首先就要突破“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难题。根据储蓄投资恒等式，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投资超过储蓄的部分要么由贸易盈余弥补，要么向国外借款，包括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多为初级产品，品种少、竞争力弱，所以引进先进技术的资金仅靠外贸赚取外汇难以实现，还必须向国外贷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此，中国在“双缺口”约束条件下逐渐将技术引进与利用外资相结合，并且出台税收、外汇等多项优惠政策进行强化。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讲话，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禁区，因为搞中外合资可以风险共担而且不用还本付息，可以突破国内偿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对利用外资的限制。同年12月15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外国政府贷款和外商在中国投资这两个禁区，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15]不过，虽然突破了借外债的禁区，但是由于中国偿还能力有限，借外债具有较大的压力和风险。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过去当铺年息是百分之十八。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现在应该明白了，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是有条件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并且现在还没有借到手。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16]由此可见，外国在借款的时候通常将借款与卖机器设备捆绑在一起，如果要借款就必须购买对方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但由于可自由支配的借款少，通过借外债引进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的愿望就很容易落空。
这样，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引进技术成为“双缺口”约束下的现实选择，主要方式有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技贸结合与兴办“三资”企业三种，因为这些方式都能比较好地解决支付问题，其中中外合资企业日益成为最重要载体。1979年2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沃纳·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时指出：“现在国际上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偿付能力问题有些担心，美国也有这个担心。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一些项目不会发生偿付能力的问题，比如我们同你们石油公司签订的开采石油协定，广西平果铝矿的开采，都完全可以用产品补偿。采取补偿贸易形式，本身就有偿付能力。另外，外国在中国设厂，合资经营，也不会发生偿付能力问题。一些本身没有偿付能力的项目，需要双方发展其他贸易关系来解决偿付能力问题。”[1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也感受到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结合起来的重要性。1979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提出特区建设的投资原则，其中就有：“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在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商人投资设厂，或由地方同他们举办合营企业，同时引进外国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给予优惠的条件，利用当地的劳动力，比较集中地从事加工出口业务。”[18]
（一）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要“几百成千个搞起来”
用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俗称“三来一补”）来引进先进技术，首先意在突破资金外汇的限制，目的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外汇收入，两者几乎同时进行，在实施过程中也经常相提并论。从时间上来看，补偿贸易的提法更早一些。早在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中就说：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是一个大政策。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首次提出了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新观点。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大政策当时未能得到贯彻。[19]补偿贸易相当于用引进的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分期付款，既减少了一次性付款的压力，又可以换取先进技术加速企业改造。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与多个国家签订补偿贸易协议。比较典型的有1978年2月16日中国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和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签订的《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商定1978—1982年间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4710万吨、炼焦煤515万～530万吨和动力煤330万～390万吨，而日方则向中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70亿～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30亿美元。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明确指出：“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出口产品和品种的有效途径。”[20]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两种形式的技术引进，1979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规范对外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并再次指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较快地提高出口产品生产技术，改善产品质量品种，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外汇收入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中小型补偿贸易，对技术设备来源和产品范围进行限定：“主要是指国家重点的大型补偿贸易项目以外的一般轻纺产品、机电产品、地方中小型矿产品和某些农副产品，由外商提供技术、设备和必要的材料，我方进行生产，然后用生产的产品偿还。”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进一步强调：“搞来料加工，引进新技术，要大批组织。”“从上海、天津、广东搞起，几百个成千个搞起来，搞富搞活。为什么大家等着，等着就搞死了。”[21]到1980年底，“中小型补偿贸易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约二亿美元。来料加工业务也有发展，去年收入工缴费一亿一千万美元。成套设备的进口基本上控制住了，单项技术的引进有所增长。”[22]
为了鼓励“三来一补”的产品能方便出口创汇，1979年3月26日，国务院又下发了《以进养出试行办法》，解决“三来一补”“以进养出”与当时实行的垄断的外贸体制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传统外贸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23]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发言，“看起来，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还是工资低廉的劳动力。来料加工，要指导沿海各省市大力开展。但是一定要注意，成品应外销，不允许内销，否则就不是来料加工了”。[24]为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在技术转移中可多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一个项目本身难于平衡外汇收支时，可考虑按行业、按地区或其他综合补偿的办法来平衡。
（二）带有“市场换技术”性质的技贸结合
技贸结合是指将技术贸易同商品贸易相结合的经济形式，是当时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主要做法是将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相结合，或者是在进口生产设备的同时，引进国内急需的制造技术。包括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进口设备为筹码、结合引进技术，以减少技术引进的费用；另外一种是引进生产设备的同时，通过合作生产制造的方式，将所需的技术引进来。[25]技贸结合把买仪器设备（包括零部件）和引进技术两笔买卖合在一起一次去做，通过购买国外产品的贸易机会，不花或少花金钱引进适用技术，甚至可以买到一些不一定能轻易买到的技术。由于技贸结合可以将向国外提供产品销售市场作为要求外方转让技术的筹码，因而带有“以市场换技术”的性质，成为技术引进工作中的一个飞跃。
1978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重油制合成氨装置的请示报告》，提出“关于引进重油制合成氨成套设备和制造技术问题，考虑到目前美元继续贬值，日本、西德、英国厂商在出售合成氨装置方面竞争激烈，对成交有利。拟引进3套成套设备。在引进中，要认真吸取过去13套大化肥设备引进的教训，做到技贸结合，在外商合作下进行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只购买一时造不出的设备，逐步增加自制设备比重。”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是我国统一的对外工作的组成部分，要注意技术同贸易相结合，科技交流和合作同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相结合，相互创造条件，使之既有利于避免引进工作的盲目性，又有助于开展国际间的科技交流活动”。这里的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相结合，也即为“技贸结合”政策。(www.xing528.com)
事实上，“技贸结合”进口设备会让国外产品占有国内市场，因而也可以理解为以让出国内市场为代价来换取国外的技术转让。这同“以市场换技术”具有很大的相似点，因此可以通过将“技贸结合”纳入“市场换技术”来丰富“市场换技术”的内涵。实际上，国家的许多政策也多将“技贸结合”与“市场换技术”相提并论，并且意思多具有互换性。
（三）从“合资经营可以办”到“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同中方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时提出了合资经营的概念。该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李岚清向国务院汇报这一情况后，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阅后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一机部的领导还立即通知，重型汽车技术引进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技术引进项目，都可以与外方谈合资经营，[26]将合资经营作为引进技术、利用外资的一条新道路。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对外经济合作问题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27]9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时说：“我们欢迎各国的企业家来中国投资，也欢迎各国政府贷款。对每一项贷款，我们都要守信用，要能偿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欢迎合资经营的方式。”[28]10月17日，邓小平会见以美国密歇根州州长威廉·米利肯为团长的美国州长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指出：“我们相信，现在我们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发展贸易，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美国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得到解决，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肯定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这个问题，欧洲没有解决，日本也没有解决，我们也需要同他们进行商谈。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即使我们取得了资金，取得了技术，我们也没有偿付能力，把我们经济发展快一点，我们有这么一个设想：更多地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现在我们同各国公司谈判时，各国公司要求主要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些产品。中国这个市场肯定是大的，但要在中国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市场才会大。最近几年内是比较困难的。因此，现在我们提出，用合资经营也好，补偿贸易也好，我们的产品要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然后，我们的国内市场就慢慢扩大了。不经过这个阶段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缺乏技术人才，特别缺乏管理人才，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技术，管理知识也要学习。”[29]
从1978年提出“合资经营可以办”到1979年的“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邓小平对合资经营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原因在于合资经营中的中外双方风险共担，双方因而都更有积极性去经营好合资企业，并且合资企业在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和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方面，有着“三来一补”和技贸结合无法比拟的优势。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发言，“所以要把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我们现在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九百六十五平方公里难道还小吗？我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器啊！”并且指出，“今天我们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吸引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以及加工装配等；第二种，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中长期、中低利贷款。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基金、救济基金等；第三种，一般商业贷款。就近期来说，我认为吸引直接投资，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同投资者的利益直接挂钩，共担风险；二是可以更好地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证明，这种合资或者合作经营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个经济和技术的训练班。美国那个大资本家哈默，当年同列宁见过面，现在愿意同我们合作开发山西平塑露天煤矿，可能投资二亿五千万到三亿美元。争取到一百个哈默这样的项目，就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对于如何吸引直接投资，胡耀邦指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你不让他赚点钱，就没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开嘛！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才能争取时间。”[30]
从以上两位国家领导人的论述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有技术引进的模式当中，与外商建立“三资”企业，特别是合资经营日益成为最好的选择。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合资企业时外商提供资金和技术等稀缺生产要素，而中方主要提供土地、厂房、人员等丰裕要素，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中方的投入成本，在当时资金外汇奇缺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很大吸引力；二是合资经营双方风险共担，为了使合资企业盈利，外方必须提供先进的技术，以使生产的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三是中国当时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引进技术后需要其他前向或后向技术配套，合资企业的建立可以使技术配套，并培训技术人才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因此，合资企业在当时各个方面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以进口成套设备、“三来一补”、技贸结合等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最主要的载体。
利用外资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补充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还是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来改造现有企业，促进它们在技术和管理上的现代化，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换汇，以偿付吸收外资所需的本息。在这方面，吸引外国厂商的直接投资，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等方式，同投资者的利益直接挂钩联系，便于将引进的技术消化应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所以，应当多设法吸收外国的直接投资，适当扩大合资经营、合作开发的范围和规模，并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以打开吸引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局面。
截至1982年底，累计国内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已达83家，外商投资1.4亿多美元，累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近800家，外商投资27亿多美元，累计已与外国公司签订5项合作开发海上石油的协议，共吸收外资10.6亿美元，累计签订补偿贸易合同880多项，引进设备价值7.6亿美元。[31]通过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以及开展补偿贸易，可以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吸收国外的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技术管理水平，增加了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扩大了出口和创汇量。这对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开发利用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来一补”属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低级形式，后来深圳为此受到了人们的猛烈抨击。许多人推崇当时袁庚在蛇口实行的“五不”，其中就有“来料加工不干”“补偿贸易不干”两条。袁庚的理由是，“来料加工就是项目定下来后，他来料加工，付给我们加工费。产品销售得好时，我们得拼命给他加工，等到外面市场情况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来了，我们就得坐在那里等。等，你还不能解散，照样发工人工资。”“补偿贸易，就是我进口你一台机器，你出资盖厂房，我为你生产多少产品补给你。还清了，以后这机器属于我。这台机器是多少钱，银行贷款的年息是多少，这些数字都掌握在对方手中。当我们对国际市场的有关价格还不大熟悉前，主动权掌握在对方手中，我们就会吃亏。”对“三来一补”的抨击后来集中在1985年前后。主要是认为“三来一补”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收取外汇有限，发展技术不足，不能真正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1987年后，深圳对“三来一补”企业几乎来了个一刀切。[32]但无论是通过“三来一补”、技贸结合还是“三资”企业来引进技术，共同的特点都是将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相结合，达到在节省外汇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这符合“双缺口”约束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