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Chenery和Stout（1966）在《外援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投资能力约束、储蓄约束和经济结构约束等各种瓶颈资源约束，并将发展中国家以瓶颈约束为特征的状况总结为“有限结构活性假设”（Hypothesis of Limited Structura1Flexibility）。而引进外资可以缓解这些瓶颈约束，动员和重置全部生产资料，使国内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加速经济发展。[10]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将“双缺口”归结为“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新跃进”的影响，中国的“双缺口”表现得非常明显，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出现170.6亿元的巨额赤字，贸易逆差上升到20.1亿美元，外汇储备仅8.4亿美元。1980年时，财政收支继续出现127.5亿元的赤字，贸易逆差仍没有多少下降，为12.8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出现12.96亿美元的缺口。[11]“外汇缺口”意味着用于引进先进技术的资金非常紧张，而“储蓄缺口”意味着用于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资金非常有限，因此用于技术引进与进步的资金、外汇缺口和机会成本非常大。
从历史上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新中国技术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无论是“156项计划”“43方案”还是“78计划”，均以资金（外汇）购买成套设备为主，存在着三个重要的不足之处。一是受国家财力和外汇资金的约束，不能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进先进技术，并且不可持续，因此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引进多表现为一段时间内的按国家计划集中引进；二是一些急需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外方不愿意以收取现金的方式出让，一些外方甚至担心中方获得先进技术后会与他们争夺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市场，因此引进的设备技术主要是为了增加产能；三是成套设备引进的多，相关的设计制造技术没有引进，加之技术积累非常薄弱，配套技术和政策缺乏，因此很难形成技术成长能力。因此，要想在“双缺口”约束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就必须对这种传统的技术引进方式进行调整：一是从以耗资巨大的成套设备引进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引进软件技术；二是从某一时段的集中引进向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来循序引进；三是从用自有资金外汇购买为主转向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引进技术，并提高外资企业转让先进技术的积极性。特别是将引进先进技术与利用外资相结合，突破了以前单一的引进模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技术引进和进步的一项基本战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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