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以市场换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成效,以及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评价。
(一)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成效
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的实践来看,“以市场换技术”方针在中国实施已经10年有余,但其效果不尽如人意,理论界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效果,即对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本来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管理,结果是效果一点儿也不明显”。学者董书礼(2005)发表题为《“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及我们的对策》研究报告。在他的研究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数据,实证了跨国公司不但没有给中国转移多少先进技术,反而在中国市场上形成了较强的外资技术垄断;西安交通大学学者郑良海(2005)和复旦大学学者李维森(2005)分别发表题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和《技术溢出与内生经济增长》学术论文,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同方向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江小娟(2004)、王春法(2004)、胡祖六(2004)等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至少在某些领域或行业给中国转移了较先进的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显著。显然,理论界的争论值得我们重视。
在我国入世前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吸引FDI的比重并不大。对此,殷德生提出FDI是否引起了我国各行业高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加这一问题。殷德生就我国加入WTO后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资企业等数据进行建模,分析了FDI对我国高技术工人相对需求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市场能有效地交换技术,FDI对规模以上企业、三资企业等的影响结果比较稳健。(www.xing528.com)
(二)对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评价
郑志国(1996)详细分析了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认为这个战略减少了国内企业的盈利机会、换来的是“夕阳技术”和国民收入部分流失。曾繁华、李坚(2000)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研究,认为“让市场”与“换技术”之间存在“真空地带”,成因是制度安排的欠缺。彭有轩(2002)“以市场换技术”存在初衷与现实的背离,即我国出让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但没有获得所渴望的技术。桑赓陶、汪滔(2004)提出了一个“市场换技术”模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二是让出的市场份额必须要有限度。汪前元(2006)认为,1979年至今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索起步阶段(1979—1992)、高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提高阶段(2001—2004)。还总结分析了各个阶段引资战略的法规与政策调整及其特征。周峰和周海炜(2007)以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作为参与者构建一个博弈模型分析认为,每个产业应该引入数家大型跨国公司形成有效的竞争,以促使它们转移先进的技术,并认为本土企业不与跨国公司进行合资更有利于它们对外商先进技术进行学习、消化、吸收、创新。蔡继荣(2008)“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下的IJV(国际合资经营企业)联盟生产被落后国家或地区企业经常采用,旨在获得IJV联盟生产中的技术溢出效应。然而,由于技术保护或者只以非核心技术投入IJV,落后国家或地区企业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失去了对市场资源的控制能力,使其竞争力相对下降。赵佩华(2010)运用演化博弈论方法从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策略选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基本方针没有错,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企业忽视甚至放弃了“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个原则,有些行业不敢让多家跨国公司到我国参与竞争,以及我国企业员工技术水平偏低等问题,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
上述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和重要参考。同时,对上述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仍可开拓之处:其一,对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这一探索过程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阶段特征和经验教训缺少系统研究;其二,对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缺少历史研究;其三,对如何实现从以技术引进为基础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走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缺少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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