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乡村-城镇转型的成功经验与演进

“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典型的外向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从改革开放已开始起步至今，乡村-城镇转型走出了较为成功的道路。

其一，发达的农业为乡村工业化发展创造了基础。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处南亚热带，其气候特点是高温多雨、光照充足，且水热条件配合良好，土壤肥沃，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具有十分突出的农业资源优势，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发达农业区，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产品商品率都比较高。这里不仅原来是广东，而且也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甘蔗、塘鱼、亚热带水果产区和三大蚕桑基地之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仍然生产着差不多占广东全省近四成的农产品商品。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农业生产，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每年的人均收入已达351元，为全省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274元的1.3倍多，更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91元的1.8倍多，这在客观上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积累、劳动力来源和农副产品供给上的有利条件。加上珠江三角洲农村在全省较早也较顺利地进行了农村体制改革，农业商品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已经达到了68.8%以上，促使珠江三角洲农村从封闭型的产品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模式转变。^[9]

其二，靠“三来一补”发展乡村工业。外向型经济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市经济发展中最普遍的特征，其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先后通过“三来一补”企业、外资企业为载体，实现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来一补”以1978年8月顺德县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所办的，据称是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为标志。“三来一补”企业在东南沿海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相结合的产物。以深圳宝安区的布吉镇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依托区位和政策优势，引来了第一批开办加工企业的港商投资，布吉工业就此起步。这以后全镇承接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大力招商引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到80年代末，布吉镇的“三来一补”企业已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1989年布吉镇加工贸易最高峰时，共有企业900多家，初步实现了区域的工业化。早期布吉镇工业化发展的显著特征，是以被动吸收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基本上都属于加工工序简单、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低档次的技术含量和作坊式加工为主。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三来一补”企业在发展中逐步演变^[10]：一是外商将我方提供的厂房和土地的使用权买足，一些新进的外商干脆自己负责对土地和厂房的投资，企业的全部投资逐渐由外商独自承担，企业性质向独资方向发展；二是中方在原有土地、厂房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投资，改为合资企业，提取公缴费制度也改为利润分成制度；三是直接引进外商独自或合资。据对横岗、坪山、坑梓等乡镇调查中发现，过去单纯的“三来一补”企业的数量逐步下降，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数量急剧上升。“三来一补”不仅引进了设备、技术，而且通过出口加工生产，培训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学会了经营和管理，而且直接增加了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带动了人口的集聚和乡村景观的变化，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改善了农民的衣食住行条件，使其逐步达到了城市生活水准，加速了乡村-城镇转型进程（庞世德，1994）。^[11]

其三，以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表现在工业产业在GDP中的比例直线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则一直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份额逐步超过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走向了技术创新与自主发展。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工业制造业为主，并以加工贸易形式进行。到90年代初，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占30%以上迅速下降到1990年的不足15%，而非农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分别提升至46.4%和38.8%以上，初步完成了农村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任务。工业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推动产业结构演进，还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换就业。同时，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的发展。21世纪初，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在GDP中，工业产值和与工业有关的产值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而农业产值则只占有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比重从1990年的46∶28∶26转变为2000年的16∶55∶29。随着珠江三角洲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导产业及其产业的技术深度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乡村-城镇转型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以广东雁田村的发展为例，雁田村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由传统的乡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小城镇，据统计，1980—2000年间，雁田村人均收入从425元增长到8217元，增长了18.33倍，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增长速度的2.9%。^[12]从表7-1可以看出在1995年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顺利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www.xing528.com)

表7-1　1995年雁田村居民与全国其他居民相关经济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于张晓山等：《小城镇与区域一体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其四，由区域工业化到区域城镇化。从国外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存在着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道路；另一种是以中国台湾和印度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分散化的道路。几乎所有农村城镇化的共同特点是发展工业，发展的途径体现在园区发展上，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实现工业的商品化和现代化，继而促成农村的城镇化。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镇化，不是建立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也不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化，而是建立在大量吸引外资，随着“三来一补”企业发展而逐步实现的，是工业化驱动的城市化过程。在农村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借助于“三来一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珠江三角洲不仅通过提供土地使农村逐步变成了加工厂，而且大量的农民进入这些企业成为产业工人，地区的工业化为农村的城镇化提供了条件。接着，利用区域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方便的条件，广泛吸引海外侨胞、外商注入资金和技术，随着企业的转制和产业的升级，在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人口与资本等要素不断聚集。同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转换，工业化对非农化的拉动效应也促进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工业的升级吸引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新的工业来此聚集布局，这种循环累积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城乡间三大产业的交融发展，工农交错，产业结构日益接近，再加上便捷的交通、通信、人才网络、科技物资等，使得城乡生活方式日益接近，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的态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