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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乡村工业化促进城镇转型的关键动力源泉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区域资源是苏南乡村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资本,也是推进苏南地区乡村-城镇转型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传统的商贸文化,是苏南人民创业的最原始动力源泉和发展支点。其二,乡村-城镇转型中的政府(准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苏南模式是一种既非市场化又非政权化的特殊经济形式。

苏南模式:乡村工业化促进城镇转型的关键动力源泉

一般而言,政策制度是中国乡村-城镇转型的关键农村工业化是其主要动力,而人的思想观念、基础设施建设及区位环境改善是实现乡村-城镇转型的重要条件(许学强、薛凤旋、阎小培,1998)。实践证明,苏南地区推进乡村-城镇转型就是以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苏南乡村-城镇转型的内生动力。首先,充分发挥区域文化资源禀赋的基础性作用。苏南历史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加之人多地少的压力是促使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生动力。早在清末以来苏南地区的农民就逐步开始发展以经济为主的种植业,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家庭手工业开始兴起,并逐步壮大。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发展成为全国主要工商业城市。正是这种经商传统和人多地少的压力促使苏南改革以来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以发展工商业为核心的商贸文化。这一区域资源是苏南乡村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资本,也是推进苏南地区乡村-城镇转型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传统的商贸文化,是苏南人民创业的最原始动力源泉和发展支点。其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政策条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不成功,导致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和所有制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央政府需要寻找推动工业化的新动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乡镇集体企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战略,符合中央政府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要求。所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苏南人民恰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了中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对所有制的探索,获得了政策的风险收益。最后,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苏南地区临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有较大数量的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同时这些城市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有企业的技术储备和机制限制,给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较好的技术供应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弥补了乡镇企业人才短缺、技术开发力量不足和产品竞争能力弱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这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局部区域环境。(www.xing528.com)

其二,乡村-城镇转型中的政府(准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苏南模式是一种既非市场化又非政权化的特殊经济形式。它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型经济中分裂转化而来的,并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自然条件相结合,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经济发展的社区特色。社区因素、市场机制与行政力量三位一体,维系着这一经济运行与乡村转型,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中央集中与地方分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经济体制,是政府与准政府组织推动下的经济发展与乡村-城镇转型模式。20世纪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刚刚开始恢复商品经济,市场供给严重不足,产权等制度安排尚不明朗,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中受到重重障碍,所以,以政府或者集体的名义来动员、组织资源是当时最有效率的资源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市场发育上不成熟,由政府出面组织资源的相对成本要远低于市场组织资源的成本,这就使得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土地、资本以及劳动等要素都是由政府来提供,政府也取得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这种企业组织模式在当时特定的经济体制环境下,一方面节约了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成本,降低了各项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也易于形成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这对企业效益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及时支持企业融资扩大规模,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突出地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企业规模效益日益显著,产品逐渐占领全国市场。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江阴面临“所有制”门槛,产权不明晰制约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此时,政府及时倡导,通过扶持上市、吸引资金等方式推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融通资金的同时,帮助乡镇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了企业运营,从而使得集体企业由传统的管理方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方式转变,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逐步退出对企业的干涉,转变为市场秩序的监督者,市场需求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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