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城乡矛盾，韩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新村运动，在韩国新村运动推行的十余年时间，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通过实施启蒙教育，改变农民精神面貌。韩国政府通过向农村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建筑物资的方式，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精神启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培养农民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同时把城市的价值观念推向农村，鼓励农民树立勇于进取、积极开拓精神。韩国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培养勤勉、自助、协作精神。并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起，支持各地农村建村民会馆，用来组织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还利用村民会馆经常举办讲演会等各种活动，激发村民的创业积极性。[3]通过这些措施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不仅增强了农民推进新村建设和乡村-城镇转型的信念，更为促进城镇文明在农村的扩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别。首先是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从改善屋顶、建设新房到重建村庄。1971年时，在全国有8%的农户还住在稻草做的茅草屋中，但到了1977年，全国所有农户都住进了新建的砖瓦房中，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从安装自来水、改造排污系统到修建公共澡堂、游泳池，从设置公用电话到扩张农村电网和通信网，这些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也使农民积极参与到新村运动的各项活动中来，对生产环境进行全面开发。从1971年至1975年，政府组织修建桥梁6500座，各村都修建了农村公路和农用道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基本构筑起了城乡畅通无阻的公路网，[4]并改进农村的水利设施，建设小规模灌溉，设置公积肥场，整理耕地，治理小河川，大力改进农村电网。到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这一系列措施使农业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为农村经济建设和乡村-城镇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5]
其三，增加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和技术支持。韩国农业主要以生产稻米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新村运动开始后，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统一号”水稻高产新品种，并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据统计，在韩国水稻的单产提高中，有30%要归功于改良品种的采用，到1978年，“统一号”水稻已更新到了第五代，全国水稻平均单产已从1965年每公亩31.1公斤提高到了57公斤（约合1市亩760市斤），使韩国稻米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6]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就着手开始在生产水稻的农村，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向广大农民介绍水稻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并培养出一批掌握先进栽培技术的骨干。在技术骨干的带领下，全村通过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溉等一系列工程，组成协作体，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由于政府在粮食收购上给予优惠政策，收购价格高于市场零售价，使农民的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韩国政府自新村运动初期便开始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农业，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向“高层次产业结构”转变，扩大经济效益，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并通过政府投资、政府贷款和村庄集资的方式建立各种“新村工厂”，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把原来家族式的小农经济转化为以面、邑为单位的集生产、销售、加工等各环节有机结合为一体的综合经营，韩国政府还为此制定了预约价格制度，即采取合同栽培法，保证商品农业及工业原料的供应，使非农产业收入大大增加，力争实现农村的工业化。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突破了过去单一依靠农业增收的渠道。随着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农民收入也开始大幅提高。据统计，韩国农民的收入从1970年—1978年的八年期间增加了四倍还要多。[7]
其五，依靠农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农产品营销和农业生产的金融服务。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村运动在1988年之后便开始进入自我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也由主导推进转变为规划、协调与服务，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和流通业。在这一阶段，韩国农业协会[8]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营销和金融服务是韩国农协的两大主要业务。农协直接经办“农协超市”，其经营网点遍布全国各地，“农协超市”在农村设有农产品收购站和保鲜库，向农民敞开收购蔬菜、水果和粮食，解决了农民卖菜难、卖水果难和卖粮难的问题。据统计，2002年，韩国“农协”系统全年销售农畜产品价值达93亿美元，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价值达10亿美元，生活资料价值达14亿美元。[9]另外，韩国农协系统拥有覆盖全国的银行网络系统，为广大农民及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实现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城镇转型。
表6-1 韩国城乡家庭平均收入比较(www.xing528.com)
通过新村运动及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调整，韩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的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繁荣了乡村经济，促进了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使城乡经济基本走上了协调发展的轨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韩国的新村运动和一系列的城乡发展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工农业之间的不均衡问题，改变了农业落后、农民收入偏低、乡村破败的城乡二元结构局面，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70年，韩国每个农户平均收入为825美元，人均137美元；1978年每个农户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为700美元。1967年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60.1%，1985年提高到94%（表6-1）。到90年代，随着乡村现代化的实现，乡村已逐步失去了原有的特征，城乡差别淡化。[10]
图6-2 韩国新村运动中农业、农业人口的变化
图6-3 韩国城乡家庭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韩国经济企划院《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转引自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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