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发展是乡村-城镇转型的根本动力。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转型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农村工业化的每一步进展必然推动乡村-城镇转型的进程;而乡村-城镇转型进程的加快,又会吸引工业的集聚,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的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有其他工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使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5]马克思所提到的手工业者、裁缝、鞋匠、木匠等都是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而来的农村工业者。伴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与集聚,必然引起熟练劳动力和优秀管理人才的集聚,随之产生了集聚经济效益。工业经济是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需要集中于一定的地域。因为大工业是一种要求高度协作的共同劳动,这种共同劳动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在一定地域的集中,此外在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下,生产的集中必然会引起人口的集中。这一集中或集聚过程不仅表现为生产的集中和人口的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和政治文化的集中,从而成为乡村-城镇转型的必要前提,同时,工业的适度集中,也使一定地域空间的企业通过对经济信息的共享、基础设施的共用、生产工艺的连接、资源互补替代等途径,变单个企业的生产力为综合生产力,产生了一种范围经济效应,从而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农村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单家独户孤立的、分散的劳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指出:“不同种的独立的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6]“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佣。”[7]这两种劳动形式实质上是通过工人集聚使企业内部分工成为可能。如马克思指出:“构成工场手工业活动机构的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的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8]乡村工业化还有利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快,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9]“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10]乡村工业的发展与壮大,一方面起到集聚经济效益的作用,另一方面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农民和工人以及其他社会工作者的生活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工业品。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当农民在工业品方面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表明农民生活实质已经部分地开始城镇化了。农村工业在使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深化分工,从而推进乡村向城镇的转型。
如同早期城镇化与早期工业化相统一那样,现代意义的乡村-城镇转型,实则是现代生产力和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化基础设施向乡村的延伸和普及,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发生,传统意义受制于时空因素而存在的生产要素不集中于一地(一城),就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硬约束”,逐渐得以淡化以至基本消除。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也随之进入新阶段。资本及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介入,传统农业的发展日益改变原先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农业自身也通过分工和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使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成为可能,并进一步延长迂回生产的链条,降低农村工业发展的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加速乡村-城镇转型的进程。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杨小凯,1994)下的二元结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一个经济体存在三种产品x、y和z,其中x为农业品,y和z为工业品。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在x、y和z三种产品之间作出选择;但作为消费者来说,由于其需求的多样性,每个人最终都要消费x、y和z。于是该经济系统可以表示如下:
(1);(效用函数)
(2);(x的生产函数)
(3);(y的生产函数)
(4)(z的生产函数)
(5)Lx+Ly+Lz=1(禀赋约束)
(6)px(xs-xd)+py(ys-yd)+pz(zs-zd)=0(预算约束)
在此经济系统中,(1)式为效用函数,x表示农业产品的自给量,y和z表示两种工业品的自给量,xd、yd和zd为分别表示三种购买量,k为交易效率系数,并且有k∈(0,1);另外,出于计算方便的考虑,我们假定三种产品的效用贡献率相等,这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结论;(2)、(3)和(4)式分别为三种产品x、y和z的生产函数,其中x、y和z表示三种产品的自给量,xs、ys和zs表示三种产品的售卖量,Lx、Ly和Lz表示生产三种产品所投入的劳动份额,并有Lx∈(0,1),Ly∈(0,1),Lz∈(0,1),a为各种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系数;(5)式为资源禀赋约束,代表单个经济决策主体投入在三种产品中的劳动总量是1,可以用来衡量某经济决策主体的生产专业化程度;(6)式为预算约束,表示三种产品的购买量等于售出量。
那么,对于该经济系统有如下几种分工结构:
结构A:自给自足型经济。在此结构下每一个农村经济主体的决策都是一样的(xyz),即每个经济主体不仅要生产x、y和z,还要消费x、y和z满足自己需要,在此结构中没有交易发生,因而也不存在市场。此时,各经济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解这个最优化问题,可得。(www.xing528.com)
结构B:部分分工经济。在此结构下农村的经济主体有两种决策,决策(xz/y)表示经济主体自己生产x和z,并通过购买y满足自己需求,而决策(yz/x)表示经济主体自己生产y和z,并通过购买x来满足自己需求。可以看出在此结构中存在x和y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工农业产品之间的部分分工。在工农业产品产生分工时,工业品生产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会选择靠近农产品生产者,而这正是农村工业发展的状况。此时各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解这个最优化问题,考察特定分工结构下的局部均衡状况,对于结构B,当其内部各决策者效用相等时,达到角点解的均衡,也即要求,通过效用均等条件我们解得该分工结构下的均衡效用水平为UB=
。
结构C:完全分工经济。在此结构下经济主体有三种决策,决策(x/yz)表示经济主体自己生产x,并出售x给市场,以所得购买y和z满足自身需求;决策(y/xz)表示经济主体自己生产y,并出售y给市场,以所得购买x和z满足自身需求;决策(z/xy)表示经济主体自己生产z,并出售z给市场,以所得购买x和y满足自身需求。可以看出在结构C下有三种产品的交易发生,所有人都只生产一种产品,不仅实现了工业品生产和农业品生产之间的分工,也实现了工业品生产之间的分工,并且所有商品均实现了专业化生产,因而是一个完全分工经济。此时,各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解这三个最优化问题,并考察特定分工结构下的局部均衡状况,对于结构C,当其内部各决策者效用相等时,达到角点解的均衡。也即要求,通过效用均等条件我们解得该分工结构下的均衡效用水平为
。
对以上各分工结构中的焦点均衡最优解进行一般均衡和超边际分析,假定各分工结构出现在一般均衡的最优,那么有如下条件:
若一般均衡的最优解出现在结构A:UA>UB,UA>UC;
若一般均衡的最优解出现在结构B:UB>UA,UB>UC;
若一般均衡的最优解出现在结构C:UC>UA,UC>UB;
分别求解以上不等式,可求得k的两个临界值及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其中参数k为,0<k1<k2<1,进而可得三种结构的一般均衡存在区间: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分工的深化,开始出现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农村工业得到发展,随着分工不断演进,农村工业内部也将出现分工,从而出现工业集聚,而这正是实现乡村-城镇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机制。
随着交易效率k的提高,市场结构逐渐从自给自足模式向部分分工和完全分工模式转变。由上表可看出,当交易效率小于k1时,一般均衡存在于自给自足结构(结构A)中,此时工农业内部不存在分工,也没有流通活动存在(产品x、y、z均无交易活动);当交易效率处于k1和k2之间时,一般均衡存在于具有工农业分工特点的部分分工结构(结构B)中,此时乡村工业开始发展,但分工水平较为低下,没有出现工业内部的分离和工业集聚(产品y、z未实现专业化生产,无交易活动);当交易效率提高到k2时,一般均衡出于完全分工结构(结构C)中,此时达到分工的高级阶段,不仅实现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分工,也实现了工业品内部的分工。所以交易效率的增进和分工水平使得乡村工业开始发展,从而形成了乡村-城镇转型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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