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城镇转型：与传统城镇化路径的本质差异和创新适应性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乡村-城镇转型实则是一种以“农民自主型城镇化”^[16]变革路径为主要支撑的路径，是形成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突出标志。因为从根本上说，“乡村-城镇转型”与传统的“城市瓦解农村”，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异的城镇化路径。

首先，城镇化推进主体不同。在“城市瓦解农村”路径中，农民和农村始终处在城镇化的被动地位和不断的边缘化之中，城镇化的推进主体是城市、是政府。农民要么盲目流入城市，自发地寻找就业机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要么被批准迁入城镇落户（在计划经济体制时）。而在“乡村-城镇转型”路径中，农民是城镇化中的创业者，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创办了工业企业，发展非农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而通过生产力水平提高，创造一定积累，改造生存环境，逐步地成为新农村建设和新城镇建设的投资者，从而推动原来的农村转变为新的“城”和“镇”。可见，农民是“乡村-城镇转型”过程中的创业主体、投资主体、建设主体，农村是变革动力的主要源泉。

其次，城镇化变革过程不同。在“城市瓦解农村”路径下，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伴随农民背井离乡、农村极度地衰败下去，农村的各种有效资源要流入城市之中，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保护农业发展、补贴农民，使农民收入得到提高。而在“乡村-城镇转型”路径中，城镇化进程与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农业现代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农村产业非农化与农民就业多样化、农村多元投资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与城镇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就地创业、就地转业，城乡互补、城乡一体，乡村转变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同步进行，形成“农村变城市、城市更繁荣”的新局面。

再次，城镇化机制作用不同。在“城市瓦解农村”路径下，农民要么被禁止流入城市（计划经济），要么盲目流入城市（市场经济）；在前种情况下，城乡分割、城乡对立日趋严重并被固化，在后种情况中则加大对城市就业的压力，造就一大批城市极贫人口，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而在“乡村-城镇转型”路径中，农民以农村生产为基本保障，有的在家创业为主，有的外出打工谋生；进城打工可进可退，有离土离乡、也有离土不离乡；在农村创业成功的，便坚持在农村发展；进城找到满意工作者，即在城市落户居住。总之，农民在城乡两个领域中创业，工业化在城乡两条战线上展开，农村变革与城市发展依存转换，使传统的城乡矛盾在国家有控制、有步骤推动下化解，成为一个较为平稳和渐进式的转化过程。(www.xing528.com)

最后，城镇化最终格局不同。在“城市瓦解农村”路径下，城市越建越大，越大与农村对立越发严重，经济社会上与农村差距越大，政府保护和扶持农业、农民的压力越大。而在“乡村-城镇转型”路径中，城乡、工农融合，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致富，在城镇化的同时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农村在原有城市辐射下发展，大量新涌现出来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原有大城市的有效支撑和群体拱卫；一方面优化了城市结构，使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拉紧城乡关系，强化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构筑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还需强调指出的是，“乡村-城镇转型”破解了传统城镇化路径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同时又具有与传统城镇化路径的兼容性，并加速了城镇化路径的多样化状态。“乡村-城镇转型”主要走的是农村自我变革、农民自我创业的路径，但并不形成对城市辐射作用的排斥，相反在借助原先城市功能的作用下得以更好更快的发展。既是由乡到城的转变，又是以城带乡的发展，常常还可以形成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补充或矫正。于是表现在全社会意义上，其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整体创新。概括地说，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特”就特在开创了“乡村-城镇转型”的新型变革路径，形成了以城带乡与以乡哺城、城市吸纳农民转移就业与农村直接转变为城镇相统一，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发展的有机结合，走出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为主的发展格局。

还应看到，乡村-城镇转型的城镇化路径的创新，还表现在它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上。一是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适应。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要靠走发展大城市的道路去实现城镇化，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而创新后的城镇化路径，在主导方向上走的是发展中小城市为主的路子。二是与发展中的穷国相适应。城镇化仅靠国家的投入是不可能的。从实践的结果看，虽然这种以农民创业和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路径也不尽如人意，但其有利于农村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农民身份转变、就业转移、生活平稳过渡，有利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社会整体安定的优势却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大体相当于新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数量。这就是说，这一时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缘于农民自我创业，形成由“村”到“镇”和由“镇”到“城”的转化。^[17]